高攀龙有些泄气，原以为能一鼓而擒那害师凶手小太监，不想其竟然被人保着逃进了县衙。
无锡知县寇慎，和东林上下关系交好，但是否会将那内监交出，高攀龙实是心中无数。
毕竟，那寇慎和他们不一样，乃是在任掌印官员。
内监真于他衙门中被杀，其难脱其咎。
所以，眼下之局面，倒是有些棘手。
要是寇慎为乌纱帽而死保内监，须臾间倒不好硬来。
于那客栈之中擒杀魏姓内监容易，事后也好收拾，只要推给义愤百姓即可。
法不责众，于哪捕人？
但要命人冲进县衙擒人，公然和官府对抗，后果却要严重的多，死伤也会很多。
无辜者何无辜也！
高攀龙不忍百姓无谓流血。
不过，他也仅仅是有些顾虑而矣，真到时候，叫那百姓冲破县衙也断然不会皱眉头。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矣。
再怎么说，这无锡及至整个江南，是他东林党的地盘，若连一个小小太监都对付不了，岂不叫那些奸党耻笑！
况且，于煽动百姓，事后脱身一道，高攀龙和党内上下早已熟络。
远的不说，就九年前他们就在苏州好生操弄了一把。
九年前，时任苏州织造局太监孙隆有感当地丝织业偷税漏税太过猖獗，使本就很低的商税不断缩减，以至于不得不挪借其他银子填补。再这样下去，孙隆认定，苏州丝织业再是繁荣，朝廷也无法从中得一文好处。
故而孙隆下定决心要打击偷税漏税行为，替朝廷也替国库挽回损失。当地人黄建节、汤莘等有识之士认同孙隆主张，提议对丝织业征税，每机一张，税银一年三钱。
一机税银年三钱，可是很低的税。
江南名家冯梦龙写的《施润泽滩阙遇友》，说盛泽镇上的施复捡到六两银子，盘算用这笔银子可以添上一张织机，把这个织机所得利润积攒上一年，可以再添上一张织机。
若一张织机是六两银子左右，则一张织机一年所得利润至少也在六两银子以上。一年收税银三钱，也不过是利润的二十分之一，这税率实是低的不能再低。更何况说一张织机一年利润只有六两银子，还是冯梦龙这个门外行的保守估计。
结果就这一点税收，从事丝织业的富商大户们依旧不肯缴纳。他们找到东林党人商量，在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指使下，苏州当地的丝织业工人发动暴乱，他们填街塞巷，飞石击死黄建节，尽燬莘等十二家，还抄掠了借钱给黄建节的乡绅丁元复家。
孙隆吓得躲到了前首辅申时行家两天，然后乘小船逃到了杭州，辞掉税务之职，从此再不去苏州。
如此一来，收机户之税自然免谈了。
而富商士绅弹官相庆，地方官也都眉笑颜开。
高攀龙于此事也是大出风头，江南人人都知他东林先生大弟子高名。
可惜，这回同上次织户暴乱不同，高攀龙觉得本地乡民有些乱。
当时织户暴乱抗税时，纪律性相当强，全部赤身，不持一械，不抢一物，地方官绅喊停就停，喊打就打。事先，连出来背锅的人都是和官府沟通好的，打死人命，破毁人家，事后都不惩治的。
只叫了一个替死鬼葛成出来担责，为了感激这葛成，官绅们还给葛成改名为葛贤，在狱中极受礼待，人都称义士，更有人以“将军”相称。
今日，百姓和乡民匆忙聚集而来，相互间没有约定，以致乱糟糟。也不曾和寇慎对谈商量好，所以那寇慎不知底细，冒然将人给放进了县衙，徒然给书院添了麻烦。
有关恩师之死的原因，其实高攀龙也冷静想过，真要说和那魏姓内监有关系，也不尽然。但要说没关系，肯定也不妥。
因此，他原先倒是不准备要那魏姓内监的命，然据修吾公说，这姓魏内监乃是前番害的辽东李成梁罢职的幸进之人，又突然南下至顾家，肯定未安好心。
如此一来，便须除他了。
如何个除法，自有多般手段。
高攀龙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对付收税的、宫里的奸寺，就得用阴招，特别手段。
当年修吾公主持凤阳巡抚事时，就多次让死囚攀陷诬告太监手下税官，然后以此为借口加以杀害，太监对此不但毫无办法，还个个对修吾公恭敬有加，谁都不敢得罪。那些年，这南直隶的内监哪个敢生事的？
这说明什么？
圣人也须有霹雳手段，否则宵小何以敬畏！
今倒不需动用死囚，只一个百姓义愤就能叫那魏姓内监死无葬身之地！
眼下京师党争于东林有些不利，大君病死，于人心更是不稳。
修吾相公说的明白，此番就是要借先生之死，闹出场大动静来，如此才能提振党内人心。
而用一个小小的内官监丞做这祭旗人选，最是合适。
这种人，地位不高，于宫内无大纠缠，杀便杀了。事后内廷真要追究，大不了再重金买个义士便是。
这边正思虑着是等天亮之后再动手，还是现在就动手，却有二人结伴而来。
却是前礼部主事、东林八君子之一的安希范，和那前国子监助教、东林八君子之一的薛敷教。
这薛敷教和安希范一样都是得罪过当今皇帝遭贬，如今都辞了官在东林书院任教，等着哪天能被起复。
这个哪天，东林上下是有共识的。
便是新皇登基之日。
东宫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