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史海沉钩·大革命时代史料评析》
“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大革命时代，但是如果不加前缀只说大革命时代的话，那无疑便是指悉伯在29世纪前后所遭遇的一系列剧变，以及这阵剧变所身处的时代。”
“对于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即便是最简单的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不同史学家都有不同的观点，那就自然不用说各种事件的评价了。”
“从大革命开始至今，有无数叙述大革命时代的史料，而对于这浩如烟海的史料，我们可以将其笼统的分为三个阶段的史料。”
“第一阶段，是处于大革命时代中书写的史料，这一阶段的史料主观性最强，但是因为许多都是当事人所书写的，所以史料价值也最高。”
“第二阶段，是大革命高潮年代过去以后，那些父辈参与过大革命的史学家所书写的史料，大多数都是对大革命的反思，以及一些初步的探讨。”
“第三阶段，即第二阶段以后的史书都可以被称作第三阶段，已经是离大革命时代很遥远的史学家所书写的史料。”
“……上面我们介绍完了第一阶段的史料，接下来要介绍第二阶段史料，而在此不能不提的就是被誉为这一阶段的大革命双星史料，即吉本埃尔所写的《帕尔森王朝灭亡史》与托克维所写的《旧制度和大革命》。”
“普特尼·吉本埃尔，出生于大历2951年的一个富裕家庭中，他的家乡是隶属于巴蒂罗斯管辖的席明特镇，他们家族很早以前就取得了一定地位，在大革命中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反而凭借着大革命的势头迎风而起。”
“……2984年出版的《帕尔森王朝灭亡史》，被誉为是当时学界的一大盛事，书出版后立刻被争购一空，一星期内印行三次，成为那时一部著名的畅销书。”
“《帕尔森王朝灭亡史》从纳瓦拉一世（亦或者纳瓦拉四世）统治菲比博作为全书与大革命的开端，一直写到‘第十九次图克和约’签署为止……”
“作为一名启蒙者与彼拉多主义古典史学者，吉本埃尔的历史观带有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将一国的兴衰聚焦于统治者的品德的身上，抛开经济基础去谈论帝国衰亡，但是这些缺陷瑕不掩瑜……”
“……阿历克西·托克维，出生于大历2945年的一个贵族家庭中，虽然他如今被当做是悉尼人，可是他却是以流亡贵族的身份出生在提亚的，直到高潮结束以后，才不顾父母的劝阻回到悉伯。”
“作为一名贵族，还是因为大革命而被迫流亡国外的贵族，托克维无疑有许多理由去抨击这场导致他几乎失去一切的大革命，然而他最终却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贵族，这也是他选择回到悉伯的原因。”
“……2988年出版的《旧制度和大革命》，非常有创造性的通过对大量史实分析，揭示旧制度衰亡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可以算得上是阶级史观的原型，从社会存在去分析社会意识，当然其中也仍然带有不少英雄史观的色彩，但相对吉本埃尔来说无足轻重。”
摘自《帕尔森王朝灭亡史·第一章：暴君纳瓦拉的早年，多凡六世的上台，帕尔森王朝衰亡的开始》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当国家被一个品德高尚统治者所统治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然而当一个国家遗憾的碰上一个暴君以后，就意味着他将遭遇到各种不幸的挫折，历史无数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赛文提二世的儿子纳瓦拉是一个生性残暴、阴险狡诈的小人，他卑劣的性格在年轻时代隐藏的很好，因而成为了赛文提二世选定的继承人，可是等到纳瓦拉成为菲比博监国以后，他那糟糕的特性就显示了出来……”
“当时的悉伯总统赛文提二世虽然是个品德平庸的人，但是他仍然害怕民众的愤怒，因而废除纳瓦拉对菲比博的统治。但是赛文提二世终究是一名受到感性困扰的父亲，所以他并没有尽早的除去这个祸患，而是把纳瓦拉委任到本土之外的殖民地就任总督。”
“对于本土的人来说，总算是远离了一个恶棍，但是对于帕尔森行省行省来说，却无辜的在头上压了一个恶棍，遭受到让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当得知他的弟弟多凡即将就任为总统时，纳瓦拉毫不犹豫的下令刺杀掉多凡，谋杀掉自己的亲弟弟，这是多么可怕的恶行，然而对于一个恶棍来说是可以很轻易理解的，因为指望他讲究亲情，是十分奢侈的事情。”
“……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基础，当一个政权开始衰亡的前兆，无疑是有人破坏了制度却可以不受惩罚，纳瓦拉便是这样的人，他试图以刺杀的手段破坏菲比博监国继位的传统，多凡六世也难辞其咎，他没有惩戒仅仅是远离纳瓦拉，这为之后的灾难埋下伏笔。”
摘自《帕尔森王朝灭亡史·第二章：平庸的多凡六世，4年的纳瓦拉之乱》
“多凡六世，作为悉伯第二十代总统，是一个道德水准平庸的统治者，因而他统治时期，多凡并没有什么可喜的发展，也没有什么灾难性的事件，然而作为悉伯的统治者来说，平庸就是罪过，所以他去世时遭遇了在悉伯前所未有的继承危机。”
“这如何能想象？依靠军事政变来篡夺权力，曾经我们启蒙者都认为这只有在野蛮的中世纪才会发生的事件，可是却在我们前几代人的眼中亲自发生了，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