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琼三人护着祖孙两个行进的速度不慢，换匹好马，绝对要超过八百里加急，别看现在属于民道，比以前的官道平整宽阔多了。
官道已往属于朝廷安排百姓修的，每年百姓必须要出义工，不出工则出钱，也就是租佣调里面的佣，又可叫役。
想不出工，很好办，用东西顶替，朝廷的税收其实就是转嫁给了普通百姓，商人的税则是按照资产的比例一次行征收。
而且商税很不规范，很多时候是按照人丁来计算，而这个人丁的计算却是农税方面的，因此种田的人身份相对商人高，但在赋税承担上却非常严重，不划算。
张小宝和王鹃来了之后，就开始鼓动朝廷征收专门的商税，最初的时候按比例收比较少，像之后正常历史的两税法还不是两税法，因为还有农丁的租子和赋。
之前的几年收商税很不容易，但即使不容易，朝廷财政的收入提高也非常明显。
等张小宝和王鹃二人占稳了位置，商税开始增加，一直到去年的大规模进行分税制，大唐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了。不论是当官的，还是世家，或者是商业隐性联合体，面对强势的二人，除了老实地跟他们进行利益交换，不在有第二条路可走。
去年的国库财政收入是一亿几千万贯，相信今年绝对能够达两亿五千万贯之上，大唐整体上不是没钱，没钱的是朝廷的国库和普通种地而又没有太多地的人。
以前属于两极分化。官商为一边，工农为一边，掌握绝对资源的势力反而是不交多少税。
如今是按照收入的多寡征收，代价是张小宝和王鹃加上李隆基让出铁路运输分配权，这点李隆基表现的是郁闷和不舒服，其实他比以前强多了，至少国库和他的内帑充盈。但人就是这么回事儿，得到的越多越想多得，得寸进尺、得陇望蜀。
对此张小宝那时讨论是让李隆基安心等几年。然后随着铁路的资源增多，自然而然地让做出利益交换的人知道失去的是什么。
王鹃认为事情最终会按照张小宝的设想进行，别说现在的人不懂太都经济手段。即使懂也玩不过张小宝，否则当初他也骗不到那么多钱。
因此朝廷在鱼肉百姓修路的时候，百姓很不愿意干活，能偷懒就偷懒，能磨工则磨工，最主要的是百姓也没有力气干活，吃喝朝廷不管，甚至工具也不发一下。
这等情况下，想把路修好，无异于痴人说梦。
眼下民露之所以好。那是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本身具备的经济基础有关系，属于一种自发性的劳动行为，加上有商人帮忙出钱，大家的目标一致，一条比起官道更平整和宽敞的路便产生了。
真正的宏观调控就是这样的。比无为而制差一点，却遵循其规律，想让百姓做什么，直接命令他去做，不如给他提供一个好的政策环境，然后你会发现。你付出给百姓的点滴雨露，百姓还你个柳绿花红。
当然，一切的前提在于当政执行者的能力与廉洁之间的比例如何。不是说越廉洁越好，更不是能力越强越好，取舍之间的平衡是为道。
马踢声声，车轮滚滚。
窦琼三人一人在前，二人居左右，马车上没有车夫，老头不会赶车，他连牲口都不曾拥有过，上哪学赶车。
拉车的骡子不是个新‘人’，知道要按照路来走，走旁边不行，同时懂得跟骑马的人尽量保持同样的速度，除非人家跑的太快。
从没坐过马车的孩子看两边的景色向后去，表现的非常兴奋，老头则是紧张，他已经知道要去见的人官大，大到不敢想的程度，怕说错话被人家把脑袋砍了，更担心孙子受自己连累。
于是他坐到车夫的位置，另一边是他的孙子，两个人皆是用手紧紧抓住车辕，表达着各自的紧张与兴奋。
“小哥儿，还有多久？”老头的身体随车的轻微颠簸而动，向左边的人大声喊。
“不急，再有半个多时辰，骡子跑的慢，换成军马已经进城了。”与窦琼合伙的人朝老头喊，他同样期待着，别看他知道人家小宝鹃鹃的事情，但人家根本不认识他，总不好没有任何理由去见人家，万一耽误人家的正事，被其他人知道后，很可能打死他。
“他们好不好说话？一会儿我吓的说话不利索，小哥儿要帮忙啊。”老头又喊。
“好。”次人开始紧张，担心一会儿见面的时候自己连站都站不住，还帮别人说话？
果然，半个时辰之后，五个人来到益州的城门处，说是城门，其实已经破败不堪，城墙最上面是秃的，各个地方还长有不少的草，城门一扇不知道跑哪去了，另一扇向里开着，上面的漆掉光了，而且似乎被雨淋过之后一直没人擦，长不少绿毛。
三马一车的速度放慢，城中正有个队伍向外来，已经过去一大半的人手，窦琼不好去让人家退回，只能等待。
车上的老头看看城门和城墙，心中突然变得不塌实，问：“小哥儿，城破了无人修？哪怕把城门装上也行。”
“城门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剩下的半扇应该也快没了，好木头，做船还有修房子都成，我突然想起，消失的半扇在州府衙门，分成两大块儿，当成告示板。”马车左边的人记性还算不错，居然回忆起城门在哪里。
其实城门做告示板不合算，那不是一个薄薄的板子，跟一堵墙差不多，当成告示板的好处是结实，经久耐用。甚至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