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武德十年，长安。
上元之夜，华灯满城。
唐皇李渊于承天门设宴陈乐，携众妃嫔、宗室皇亲及文武群臣、诸国使节等登上城楼，与民同乐。
此刻李曜玉立于皇帝身侧，头戴上清莲花冠，身穿霓裳羽衣，手执白尾拂尘，居高临下地俯瞰着绚烂辉煌的节日夜景。
明月当空，清冷月光映在她的身上，如有泛起一层银色的光晕，一阵阵晚风吹来，羽袖随风飘起，仿若天上玉京仙子，随时都要飞升而去。
李渊瞧见城楼下的过客们无不朝自己和嫡女驻足膜拜一番才相继离去，脸上不由溢满了笑意。
对于他这样一个迈入迟暮之龄的帝王来说，可以永远不立后，但绝不能长期不册立储君。
若纯以天下大局为重，在李渊的儿子当中，嫡次子李世民自是储君的不二之选，然而经过一场血亲相残的变乱，父子俩却结下深怨，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以李世民目前仍然相当雄厚的政治资本及过去“臣不臣、子不子”的不良表现，一旦让其入主东宫，又置李渊自己于何地？
虽说李渊对去年“显仁宫行刺案”的最终处罚结果感到有些不满意，但实际上，相比发生在女儿身上的行刺事件，他却更在意李曜在洛阳城下看到的军容。
因为此等行为分明是想借李曜之口向他表明，山东豪杰们有着足以对抗朝廷的本钱。
李渊在成为皇帝以前，也做过多年的封疆大吏，深知管控地方不比京畿，自己绝不能图一时之快，破坏当今天下来之不易的安定环境，从而引发一场新的动乱。
当然，无论是李渊，还是李曜，这对父女从一开始就没存有采取强硬手段打击山东群豪的心思，不过是希望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能够改旗易帜，不再把李世民当作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这个想法自然是稳妥的，也是弊端最轻的，可惜进展明显低于预期，作为唯一可以挖李世民墙角的人，宇文士及圆滑机变有余而魄力不足，缺乏大志和野心，竟未能取得任何一个山东豪杰的支持。
故此，年前李渊听罢爱女的东巡汇报，心里升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册封博陵崔氏女崔商珪为后及其所生的第十七子李元裕为太子，可随后他又转念一想，自己继续沿用前朝的科举制度，不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削弱乃至彻底打破世家门阀对朝堂的控制吗？若做出如此决定……大唐将很有可能重走南北朝旧路，与他立国时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而如果再退一步，扶持宇文昭仪与宋王李元嘉母子上位，则显然更不可取——由一个背景薄弱的稚儿来继承大统，必然会出现君弱臣强的局面，进而埋下江山易手的祸根。
不过好在李渊身边还有一位目光长远，足智多谋的女儿，为了帮助父亲解决册立储君这个难题，李曜早在“玄武门事件”之后，就向李渊进献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策略方案：首先将李世民的亲附者从朝堂上清理干净，然后利用宇文士及这个武川贵族，不遗余力地减少李世民的追随者，同时让李曜在东宫开府，吸纳前东宫和齐王府僚属，并拉拢世家望族子弟，把天辅国师府打造成一个可以暂代东宫的权力机构。
另外，李曜还建议她的父亲修改东宫制度，用以防止未来太子野心过于膨胀，搞出提前接班的戏码，其具体措施主要有两点：
一是缩减东宫十率府的兵员规模，将隶属于太子左右卫率府的亲府、勋府、翊府三卫，以及太子左右司御率、左右清道率所领军府的数量由原来的五府裁减为两府，此六率的日常事务交由皇帝亲自委任的诸率录事参军来掌管，并且规定，未经皇帝同意，太子不得擅自调动六率兵马。
而统御东宫直属卫士的太子左右监门率府、太子左右内率府的兵额从原来的四千余人直接降为八百人，每率只保留三队卫士，仅负责维持东宫主要出入口及内部的宿卫轮值事宜，就连看守东宫外墙的活儿，也依照就近原则，悉数分配给国师府卫士和北屯禁军。
二是在保证储君能够正常继位的前提下，削弱东宫的行政独立性，规定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家令寺、仆寺、率更寺等东宫重要机构的主官和佐官，一律由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御史台等中枢部门的官员兼任，这意味着太子只剩下设置东宫闲官和低阶官员的权利，并会时时刻刻处于皇帝和朝臣的监督之中。
可以想见，如此一番双管齐下，储君将很难侵犯和威胁到皇帝的利益。
对于以上提议，李渊从善如流，全部照单全收，理由无他——危难见人心，这世上值得他完全信赖的人，唯有李曜一人而已。
按照李渊的设想，只要翦除李世民的部分羽翼，使之实力下降到他能够完全压制的程度，即可封其为太子，可如果他突患不治重症，而李世民身后的党羽依旧势大难治，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册封李元裕为太子，借助世家门阀的力量来遏制山东的豪强集团，并当众宣布由李曜行使摄政之权，执掌天下军政大事。
在李渊看来，只有赋予李曜充分的权力，才能既可以压制未来的太子，又可以在他离世之后，出现君弱臣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避免外戚专权和权臣篡位的事情发生。
“圣人上元安康，国师上元安康！萨宝何潘仁携教众共祝大唐国运昌隆，长治久安！”
李渊正老怀甚慰地笑着，定居长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