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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臣继续说道“再者说，登州存有前登莱巡抚孙元化负责铸造的大量火器，都是花费了朝廷大量钱粮打造的，若是真的发兵剿灭，这些兵器恐怕就毁于一旦了，朝廷如何能白白蒙受此等损失？
以微臣之见，登州兵绝无造反之心，先前登州兵之所以攻打登州和黄县，现在又围困莱州，都应该归罪于山东巡按王道纯。
据微臣所知，当初陛下所下招抚圣旨，被那王道纯中途截留，以至于无法抵达登州，登州兵不相信朝廷招抚之意，这才继续作乱，但他们始终没有扯旗造反，微臣认为他们还是愿意接受招抚的！”
张国臣的话很合崇祯的心意，而且从他的分析来看，登州兵很可能还是愿意接受招抚的，至于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接受招抚，多半就是张国臣所说的，王道纯截留了圣旨，导致作乱的登州兵不相信朝廷。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就对山东巡按王道纯大为不满，张国臣所说的这件事情他也知道，而且对于事情了解的详细程度更高，也更全面。
当初山东巡抚余大成是主张招抚的，现在想来，当时若是选择招抚，很可能这次兵变就会和固原，宁远，蓟镇等崇祯朝以来众多的兵变一样，短时间内被平息，闹不出什么大乱子。
兵变的原因大多是拖欠粮饷，这次的兵变多半也是一样的情况，按照以前的处置措施，补偿给作乱的登州兵一些粮饷，答应只要接受招抚后就可以既往不咎，安抚住他们不再闹事，等到事情稳定之后，将乱军控制起来，再问罪乱军首领孔有德和几个主要带头将领即可，砍几个脑袋也就完事了，甚至掀起的波澜还比不上宁远，固原那些兵变。
崇祯认为，这样的处置措施，在以前的诸多兵变中无往不利，往往能够快速平息兵变，对登州的乱兵肯定也很管用，如果那时候真的这么办，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情来。
但是，中间出了个王道纯这么个变数，王道纯极力主张剿灭，不给叛军一丝活路，最后余大成在王道纯的劝说下同意出兵，结果在青州被打的丢盔弃甲，一败涂地。
此战之后，乱军招降纳叛增加兵力倒在其次，不相信朝廷招抚才是最严重的后果，以至于山东巡抚余大成和登莱巡抚孙元两个封疆大吏派出信使招抚，乱兵都不为所动，甚至最后攻陷登州，孙元化畏罪自杀。
可以说，事情闹到现在这个程度，余大成那个庸臣罪不可恕，王道纯也多少有些责任。
这倒还在其次，原以为调集天津，通州，保定三镇兵力前去威慑，再发一道圣旨招抚乱军，在朝廷大军的威胁以及圣旨的保证下，他们肯定会接受招抚，从而平息此时，没成想，朝廷发布的招抚圣旨，居然被王道纯给截留了，他仍旧是一心要剿灭登州乱兵。
虽然王道纯截留圣旨的时间，刚好在乱军攻陷登州了两天后，登州失陷的责任怪不到他头上，但是乱兵攻陷登州后，继续向西攻打莱州和黄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没看到这招抚的圣旨，不相信朝廷招安的诚意。
想到这里，崇祯很想把王道纯也革职拿办，下狱听堪，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主要原因么，还是因为王道纯的办事能力很不错，而且一心为了朝廷，这些都属于好心办坏事。
虽然他率领抚标营和数千卫所军去青州剿灭登州乱兵，但是战败的主要原因还是怪不到他头上。
有关这次战事的奏报崇祯也看过，当时是山东巡抚标营参将陶廷鑨畏战怕死，想要率军逃跑，王道纯层厉声阻止，喝骂陶廷鑨，命令他不得撤退，要与乱兵战至最后一人，甚至还准备以文官之躯亲自上阵杀敌，没想到最后陶廷鑨胆大包天，让人强行绑了王道纯，率军逃跑。
如果余大成的抚标营战斗力不这么差，陶廷鑨不那么怕死选择率军逃跑，是说不定也能一战平定乱军，这件事情也就了解了，但这个如果并没有发生。
青州战败之后，王道纯依旧坚守在距离青州五十里的临淄，四处调遣兵力和粮草，准备与乱军再战，后来乱军东进登州后，他配合青州知府钱良翰，清缴因为战败四散而逃，落草为寇的大量山东兵马，成效显著。
现在又驻扎在青州，负责维护各地的稳定，并且积极筹措粮草，等待着朝廷平叛大军的到来，算得上是一个有能力的忠臣。
其实，若不是钱粮的问题，崇祯也想和王道纯一样，将这股登州乱兵一网打尽，一群乱兵四处劫掠，为祸地方，这些都是他崇祯皇帝的产业啊，被人抢了这么可能不生气。
但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啊，现在建奴又在谋划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标暂时还不明确，若是此时调用大量的兵力和钱粮去登莱平叛，建奴再次趁机入寇，拿什么去抵挡？
所以，说道王道纯只是一心想着为朝廷解决问题，只不过不明白现在朝廷的困难，但是他的办事能力还是得到了崇祯的认可，崇祯并没有处置他，继续留在山东巡按任上，代替被围困在莱州的巡抚徐从治，处理其他四个府的事情。
但是，登州乱兵这事情，总归是要解决的，诚然，如张国臣所说，乱军确实没有造反之意，目前的性质仍旧停留在兵变之上，但这么拖着仍旧不是个办法，万一拖得时间久了，事情变得更糟可就不好了。
崇祯从沉思中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