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汉亲自上了“狼窝号”，这是一艘排水量一千五百吨的新战船，不是旗舰。
旗舰是水营主将黄勇使用的“虎穴号”船长杨大成，还有一艘大战船叫做“鹰巢号”船长是黄春生。
“狼窝号”的船长是沈宪宜，他此时不在由兼职水师陆战队把总的大副安小乐接替指挥，俞飞在这艘船上担任二副。
沈宪宜传来的最新情报预测叛军船队的航行方向是东江镇诸岛，大体估计我军水师在旅顺口东北一百五十余里处可以布置伏击圈，完全可以截住叛军船队。
在部署截住叛军船队的同时，宣传队也在刘在旗亲自带领下来到了旅顺口，以何守歆为首的几十人分别上了哨船开始在海上宣传。
积极性高涨的刘在旗知道哨船都必须以跟踪监视叛军船队为首要任务，只能顺路进行宣传，他干脆寻了几艘车轮舸专程赶去渔场喊话。
几十艘小船上的宣传员和水兵只要发现有渔船和加工海产品的工作船都会提醒他们戒备，发现不是打无字红旗的战船一定要赶紧避开。
如此宣传是让渔民提高警惕，渔船和海上的工作船只要不被诱骗落帆停船，叛军战船都是严重超载，当然不具备追杀渔船和工作船的速度。
海上的渔民和罐头作坊的伙计都识得“红旗军”标致，也认识水营特有的大战船，况且“红旗军”水兵统一的衣着，严格的纪律性别家水营根本冒充不来。
渔民们听从了哨船喊话劝告后，纷纷表态，他们不仅仅见到叛军船只晓得逃跑，还会把叛军逃跑的方向报告“红旗军”。
刘在旗宣传之时鼓励渔民利用渔船小而且灵活的优势监视发现的可疑战船，“红旗军”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会给予厚赏。
“红旗军”言而有信从来不欺骗升斗小民，太多渔民由于“红旗军”基本上控制了辽海并且进行大采购日子天天向上。
他们都笑着表态，用不着给赏赐，他们愿意为平辽将军效劳，只要发现叛军船舶一定会派几艘渔船盯梢，然后立刻寻找“红旗军”报告敌情。
海上有哨船全面盯梢，还会有上千艘被通知的渔船保持警惕，叛军想要逃过成千上万双群众的眼睛恐怕难于上青天。
崇祯六年二月十五日，“红旗军”战船等待在叛军即将通过的航线上准备围猎，不担心等不来敌船。
因为所有的小型战船和哨船都出动了，接近一百艘大海船的队伍太庞大，绝对逃不过利用千里镜观察的水兵视线。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言不虚！
一切安排妥当后唯有天公不作美，海上不时有团雾飘过，战船骤然钻入团雾之中能见度不足五十步，为了防止出现撞船事故只得降下一半风帆慢慢的前进。
叛军船队自然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没有一艘满帆，船速更加慢，尾随的沈宪宜跟得比较轻松，此时他已经得到了哨船传递的军情，知道等劫杀的主力船队已经在预定位置集结。
沈宪宜没有派遣哨船通知主力调整部署，因为主力选择伏击的位置恰到好处。
叛军拥有千里镜者没几个，但是孔有德有一支，那是缴获自葡萄牙雇佣军领队贡萨握·德谢拉，徐光启称他为“西洋统领公沙的西劳”。
登州被叛军攻击之时明军溃散，葡萄牙炮手忠于职守一直战斗到首领公沙的西劳被打死，一半人死伤才放弃了抵抗。
孔有德一直在用千里镜观察海面，“红旗军”的哨船屡屡出现当然被他看在眼里。
哨船只有十一人的配置，船头、船尾各有一门一磅弗朗机炮，个头太小了，孔有德根本没有在意，因为他熟悉辽海，知道明军水师的战斗力。
他不怕被哨船盯上了，因为等到哨船送信回去，明军水师出动赶来堵截他的可能性不存在。
首先大家的战船性能和速度都差不多，拉开几百里距离被追上的情况不可能出现，况且来了大明水师堵截，结果谁打了谁还不一定呢。
孔有德对这一支船队的战斗力充满信心，认为陈光福、李应元等等管带的五艘三桅炮船在辽海不可能有敌手，发现有大明水师来堵截，大有可能再次缴获一些战船。
主将是这个态度，叛军更加浑然不知前途多舛，根本没有玩虚晃一枪，他们选择走最近的航线直奔鸭绿江口。
由于基本上没有食物，大多数叛军都只能够分到勉强保持饿不死的几小块肉干，这些肉究竟是什么不言而喻。
因此时间对于叛军来说弥足珍贵，要是在海上漂个三五天，恐怕有一小半人会倒下。
纵然饿得眼冒金星，但是成功逃出被包围的登州城还是让叛军们看到了希望，在忍饥挨饿的他们此时都准备一旦登陆就一鼓作气杀入镇江堡吃个肚儿圆再说。
“轰、轰、轰……”一连串的炮声打破了叛军的幻想。
那是发现叛军船队的黄汉连给孔有德说话的机会都懒得直接命令所有的战船全速接近立刻发动攻击。
为了打击叛军更加有效率，黄汉传达全军，不要心慈手软，那些叛军血债累累都是吃人的魔鬼，使用散弹最大化杀伤他们，不惜全部杀死那些叛军。
骤然遭遇攻击，叛军预设的五艘主战船急忙上前迎战，可是开放式甲板的三桅炮船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哪里干得过“红旗军”新式战船。
三桅炮船约等于象征性打了几炮就在弹雨袭击下哑火了，可惜当“红旗军”打得叛军哀鸿一片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