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军”放弃了做无用功，开始了圈地运动稳定一方，为马上开始的春耕做装备。
谷如山、顾准等等心里安定，因为他们得到了家主的命令，不许饿死一个老百姓。
手头粮食不够不要紧，南通州储备了足四十万石从南洋进口的大米，现在已经装船运往湖广，一百吨以下的船舶可以直接把粮食送达襄阳。
船运南阳排水量低于三十吨的平地内河船舶完全能够做到，有了水路运进粮食、运出难民，成本比使用独轮车、马车运输便宜八成，还少了许多辛苦。
这两年赵坤、谷如山、顾准等等组织屯垦起到了效果，他们驻地都做到了确保粮食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结余一部分余粮，加起来的数量也有四五十万石。
现在已经是二月份，平均一个成年饥民有一石粮食足以熬到秋收。
以内地“红旗军”的实力和预计能够到手的田亩数量，安置一二百万流民耕种完全不成问题。
夺回襄阳、南阳等等城池拿下这片区域后，由于被流寇裹挟走了几十万人，现存的老百姓不超过八十万人。
以后襄阳将要成为赵坤的大本营，望川堡的事务由已经在荆州工作了三年多的旗卫头子萧逢阳接管。
那里是江心洲上的一座坚固的城池，有几百正兵和两三千卫所军驻守，在正北方四百几十里的襄阳被“红旗军”牢牢控制的情况下，被攻击到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
唐王回到了南阳后，看到了一片焦土，看到了嗷嗷待哺的饥民遍地，知道不解决这些人的生计，不赶紧组织春耕，这些人都会饿死或者变成流寇。
他无心追击流寇，急急忙忙应对燃眉之急，他还要寻找到家人的遗骸入土为安，还要操办丧事，真的比较忙。
安民、练兵的事情当然是石昆山主抓，采取的方式跟“红旗军”如出一辙，其实唐王的人马中，主要军官有一半是旗卫或者就是从“红旗军”中借调。
估摸着一年半载过后，唐王嫡系就跟“红旗军”相差无几，他们听从唐王调遣的同时更加会注重跟家主的军令是否背道而驰。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石昆山会采取沟通的办法争取让唐王改变主意，如果唐王一意孤行，那么他就会尴尬了，因为这支军队会不听调遣。
顾准、谷如山、裴元武不久后就会率领人马各回驻地，新兵太多、新接纳的劳役更加多，加强训练争取使得年底达到正兵标准的麾下倍增。
崇祯十年三月初，征虏大将巡视了正在忙春耕的山西、宣大十几个州县后经过居庸关前往虎穴城。
宣大总督杨嗣昌被崇祯留在京师，新官上任的宣大总督是陈新甲，此人审时度势还行，到任后没有如何出格行为，也积极号召官吏抢农时争取多增加植面积。
朝廷的人事调整一直都在进行中，有时候全无章法，更多时候是崇祯派出太监到地方上指手画脚。
为此惹怒了不少士大夫，谏言太监干政的大臣真的不少，可惜崇祯越来越不信任文官武将，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比较熟悉的无鸟之人身上。
其实有鸟、无鸟跟忠诚度、能力挨不上丝毫关系，贪赃枉法的太监比例不逊色于文官武将，崇祯明摆着如此不信任大臣，使得更多大臣的心散了。
宣府的镇守太监换乘了杜勋、大同有了监军太监杜之秩，居庸关、宁武关等等都有太监存在。
黄汉连皇帝都不鸟，不知道崇祯还把这些没鸟之人放来山西、宣大干嘛？
他组织文官武将加太监开会后明确了一条，理由用不着编，刚刚经历过战乱的山西、宣大经不起折腾，这两年内，一切权力归“红旗军”。
不想被边缘化的文官和太监请主动请求调离，愿意留下来的也有事可做，但是不会有任何钱粮可以经手。
如果哪一位文官武将和太监敢黑了老百姓的救命钱粮，陈洪范、曹丕昌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如果勇于任事，黄汉保证每一位留下的官员考绩都能够达到全优。
所有的官宦都知道征虏大将军不是在开玩笑，迫于“红旗军”强大的武力，绝大多数选择了忍气吞声，陈新甲、杜勋也不例外。
为了震慑宵小，黄汉临走前在大同组织了一次参加人数超过三万的大集会。
在这次军民官宦共同参加的集会上，黄汉动用生杀大权杀山西总兵官许定国和他的儿子许尔安、许尔吉以及家中所有的直系男丁。
行刑之时有大同总兵官以下一百余至今都被扣押的原山西、大同千总以上级军官赔斩。
许定国何许人也？为何黄汉独独把他挑出来灭门？汉奸，一个大汉奸，为了降清邀宠暗杀了南明江北四镇之一的高杰。
使得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南明更加危险，史可法言“中原事不可为矣，国事尽被许贼所坏！”
由此可见许定国有多该死？既然他被旗卫审讯出了家财二三十万两，黄汉当然以贪赃枉法要了这个汉奸一大家男丁的狗命，让他家断子绝孙。
王朴等等将领贪赃枉法的数额远胜于许定国，见许家十几颗人头滚落，王朴当场吓得大小便shī_jìn。
这人乃是个逃跑将军，最后是被崇祯皇帝明正典刑，黄汉没有杀他，在大集会后给予警告，把王朴其他武将全部释放，命令他们十天内离开山西、宣大。
实力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无所顾忌，放了这些克扣军饷喝兵血的将佐们，就是把“红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