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盐城、扬州、南通州这片区域大明朝廷相当重视。
“红旗军”贸然在这里圈大片田地不合时宜，因此都是采取改造无主沼泽地来造垛田。
如果有人看到了垛田的成果想来摘桃子，“红旗军”不介意跟他们玩白道、黑道，单看看谁胆大包天？
为何明末有那许多温顺的汉民变成了穷凶极恶的流寇、兵痞？
原因是一个败坏的制度下会导致好人变坏，导致良民变成暴徒，崇祯皇帝这个当家人难逃其咎。
黄汉不会杀光所有触犯大明法律之人，除非血债累累之徒，一般情况下总要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
商人逐利乃是天性，在制度崩坏的前提下，在违反成本低，利润巨大的前提下，连朝廷重臣，世世代代享受国恩的勋贵都不守本分，要商人守好本分那是笑谈。
因此黄汉出手把晋商几代人积累的财富一把抢光后没有杀任何人，给予他们重来的机会。
在朝鲜屯垦的人群中最显眼的就是晋商群体，一二百家晋商被拆分为一两千个小家庭，人口有一万几千，都打散安置在汉城附近，汉江之南也有一部分。
宣传队早就大张旗鼓进行了宣传蛊惑，所有人踏上新领地的那一刻，以前种种都会既往不咎，所有的人都清清白白，支持凭借劳动致富。
任何人的劳动所得“红旗军”都会予以保护，如果不愿意种地想做生意，可以写贷款申请阐明准备做什么生意或者开办生产什么东西的作坊等待批复。
由于“汉江省”暂时执行军管，管理地方的官员都是“红旗军”镇抚官和宣传队员，这些人当然会不折不扣根据家主的意图做事。
搞活经济、兴办实业、鼓励商贸是“汉江省”发展的口号，当然不是说说而已，一定要落到实处。
军人办事效率很高，接到申请书的第二天就有人登门询问，三天内就会给予批复，除非请示做赌场、妓院等等的偏门生意需要很长时间等待，正行基本上都是开绿灯。
晋商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红旗军”一锅端，根本没时间串供销毁私通建奴、鞑子的罪证，相当于被人赃俱获。 邪王霸宠：爱妃快到怀里来
他们本以为抄家后就会面临灭族，真的没想到征虏大将军只要钱不要命。
一两万山西人来到汉江附近之时发现这块水土比他们老家的肥美多了，会种地的一天都不耽误，立刻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劳作。
晋商群体有文化学习能力比较强，在原住民讲解下，很快就大体知道了如何伺候水稻田。
不会种地也不要紧，“汉江织布厂”工地上就有工作机会，以后还会招收不少男女织工。
以前常年做布匹生意的帐房、掌柜、伙计肯定能够找到一个体面且收入不错的工作。
算盘打得好肯定是一技之长，在新领地一定能够找到帐房的差事。
要说商人群体中的能人确实不少，太多人家有祖传的手艺。
如乔家祖上就是靠做豆腐积累的第一桶金发家致富，现在他们在小额帮扶贷款扶持下又做起了老本行，生意蒸蒸日上，没多久就扩大了生产规模。
王家祖上是靠做大酱起家、靳家的祖业是小磨麻油、刘家的老陈醋远近闻名、张家做的棉被质量上乘……
于是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善于积累财富的晋商又在进行原始积累。
但是跟以前有所不同，没有滴着肮脏的血，而是凭借劳动和智慧正道取财。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样下定论太极端，那是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
比如说马云、马化腾、比尔盖茨的财富，难道也是如此吗？
合法商人，按章纳税的商贾，“红旗军”体系热烈欢迎，不仅仅不会吃拿卡要，还会进行政策性扶持让他们把自己的品牌做大做强。
张凤翼、梁廷栋、郑之惠、吴襄等等在京师盘桓了接近一个月，他们这段时间在京师绝对是吃香喝辣。 废材嫡女要逆天
太多达官贵人意识到手里已经拥有二十几万正规军，几十万卫所军和辅兵杂役的征虏大将军已经是无敌的存在。
又眼看着“红旗军”即将拥有朝鲜半岛那么大的地盘，更加明白了朝廷要对付征虏大将军已经全然做不到。
日后最不济，征虏大将军也能手握大军在“汉江省”、山海关外裂土封王。
以往种种让他过去吧，人总要向前看，纠结山西的好处没了，气愤福建的利益又会丢了毫无意义，而且于事无补。
再选择跟征虏大将军较劲很明显是不对的，合作才能够共赢，去“汉江省”那片热土进行投资享受到“红旗军”扩张带来的利益才是善莫大焉。
不少想通了的勋贵请在京师活动的吴襄喝酒打听有什么生意可做。
这绝对是问对人了，吴襄虽然被逼无奈投降了建奴，但是吴家在“红旗军”体系的合法生意没有被没收，吴襄依旧有财力，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他阐述的生意经有些门道，也很有前瞻性，引得不少勋贵跃跃欲试。
大明现状众所周知，缺粮食，饥民遍地，只要能够搞来食物就不愁销路。
征虏大将军提出的向大海要蛋白质一直在进行中，吴襄建议勋贵们出资购买新式捕鲸船，出海捕鱼、捕鲸。
大明勋贵不知道捕鲸的利益有多大，吴襄给他们做了介绍，捕鲸船首先可以现场熬制鲸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