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台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蒋纬国做到了，并且做得兵不血刃，堪称神来之笔，不过，他接下来要面对一件比收复台湾领土更艰难、更复杂、更不容轻视的事情，就是收复台湾的民心。后世众所周知，台湾境内“亲日派分子多如牛毛”，并且因此而孳生出一股股阴魂不散、沐猴而冠、令人深恶痛绝的台独势力。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对症下药并且及早动手，就可以还台湾一个干干净净的朗朗乾坤。就好像一潭污水，长时间不进行有效的治理，自然会孳生出大量的蛆虫蚊蝇，蒋纬国要做的，就是在这潭污水还没有发酵之前边将其干干脆脆地一扫而空。在跟林献堂、卢欣荣等台湾人经过深入交谈并且结合自己“超越历史”的先知先觉，蒋纬国完全掌握了台湾现阶段的民心状态，主要是四个心态：
第一，心向中华，厌恶日本；
第二，心向日本，厌恶中华；
第三，心向中华，但同时不排斥日本甚至亲近日本；
第四，既厌恶日本也厌恶中华。
毋庸置疑，台湾人的民心状态是非常奇特、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的，各种心态各有渊源。总体而言，台湾老一辈大多数是心向中华的，继而在心向中华的同时又分为两股更细的心态，一种是心向中华、厌恶日本，一种是心向中华，同时不排除日本甚至亲近日本，看似矛盾其实不矛盾，第一种显得更“顽固”，第二种显得更“理智”。比如林献堂，他属于第二种人，怀念中华同时不排斥日本，因为他这种人一方面无法忘记自己在骨子里、血脉里还是中国人，但他这种人对中国已经绝望，认为中国无法收复台湾，而日本又显得“更先进”，所以不忘记中华的同时无可奈何地接受命运，向日本学习，用政治手段为台湾人争取到更多权益，努力让台湾人“以日本人的身份过得更好一点”，不过，林献堂这种人绝对不是汉奸，因为他们不可能为了日本而做出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这是他们的底线，哪怕他们已经痛苦万分地认为自己再也不能重新当中国人了，他们一方面“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方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残酷的事实逼着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台湾年轻人比较多的是心向日本，他们同时对待中国“原乡故国”的态度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怀念，一种是厌恶。比如卢欣荣，他以前既厌恶日本也厌恶中国，用他以前的话说，“日本是台湾的后妈，中国是台湾的亲妈，亲妈抛弃台湾，后妈抚养台湾，一方面恨亲妈为什么那么没本事，要抛弃自己，一方面心里知道后妈其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也恨”，他这种人对中华的恨，其实是一种“因爱而恨”，并非真的仇恨，但此时，卢欣荣已经重新成为一个“台湾省中国人”，热爱中华、仇恨日本；当然了，也有一些台湾人是真正的“亲日厌华”，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是日本殖民当局常年进行洗脑教育的“成功产物”，完全地把自己当成“高贵的日本人”，不承认、痛恨、恨不得彻底地抛弃掉自己原先的“低贱的中国人”的身份。中日战场上，日军的台湾旅团是由台湾青壮年组成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青壮年不是被强征的，少数人是为了生活，大部分其实都是自愿参加的，他们在中日战场上跟中国军队作战时“表现出色”，顽强程度和凶狠程度跟日本本土军队没有区别，他们在跟同胞对战时如此绝情共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真正地“把自己当成了日本人、日本军人”，效忠对象是日本天皇，在他们看来，自己身为大日本皇军一员，为天皇、为帝国浴血奋战乃至献出生命是天经地义的，二是他们知道自己并不算是“真正的日本人”，所以要拼命地杀中国人，从而证明自己对日本的忠诚，被日本真正地接纳（值得一提的是，后世有资料声称台湾旅团参加了南京大屠杀，这是错误的，台湾旅团没有参加南京大屠杀，另外，南京大屠杀期间也几乎没有朝鲜籍日军参加。国耻要牢记，但不能记错。）。
明白了结果还不够，还要搞清楚原因，有因才有果。之所以部分台湾人心向日本甚至厌恶中华，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日本人在奴役台湾期间对台湾人进行了持续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洗脑教育，即“皇民化运动”，向台湾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灌输了大量的有毒有害思想；
第二，日本人在奴役台湾期间确实下了一番力气治理台湾（类似于伪满洲国），使台湾在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方面上得到了一定的进步，让台湾人得到了一定的实惠，所以导致部分台湾人“感激”日本人（实际上，日本人在奴役台湾期间多次搞大屠杀和武力镇压，杀人极多，但日本人在针对台湾人的洗脑教育中故意不提或淡化他们的罪行，同时进行狡辩、美化、粉饰，污蔑那些勇于反抗的台湾人是“让台湾陷入动荡的叛乱分子、破坏分子”等等）；
第三，历史上国民政府治台严重失政，让台湾被光复后却一片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众生活水平和社会秩序稳定程度还不如日占时期”，使台湾民众大失所望，继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怀念日本”的情感。
从钓鱼岛回到福州后，蒋纬国立刻带着林献堂、卢欣荣等台湾代表飞赴武汉，会见了蒋介石以及陈诚等一批高层要员。针对“如何收复台湾民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