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紫禁城，乾清宫。
崇祯坐在案几之后，堆积如小山般的奏折挡住了他半边脸，看不出喜怒哀乐。下方有几名大臣站着，为首一人仔细翻阅一张淡黄色的册子，看完全部内容后，目光在落款处那个刺眼的鲜红印章停留了片刻——上面一半是满文，一半是篆体，用汉字写着“皇帝奉天之宝”——然后将其递给身后一人，让他们逐个传阅。
崇祯见他看完，迫不及待地问：“长卿，你先看完，就先说说。对这封‘国书’，有什么见解？”
这为首一人就是当朝首辅温体仁，崇祯时期任职最长的首辅，没有之一。他从崇祯的话语中听不出什么倾向性的东西，不知道该如何迎合，只得避重就轻。
“回陛下：鞑子本是大明臣子，伪汗擅自称帝，还用这种印玺，实在可恶，臣认为应当回书斥责才是……”
“现在不是追究这种旁枝末节的时候。”崇祯不耐烦地打断了他，“朕问你，你对里面的内容有什么看法？”
温体仁仔细推敲崇祯的神情、语气，觉得崇祯应该是对这封“国书”的内容信了几分，否则早就付之一炬了，也不会把几名重要的大臣都叫来商议，于是斟酌着回答：“伪汗的话不可全信，但里面所述也不会是空穴来风，臣认为，关于威海卫指挥使陈雨的所作所为，可以派人前去调查核实，再做定论。”
崇祯从温体仁这里没有听到立场清晰的答案，有些不满，便转向其后方：“本兵的意见呢？”
兵部尚书杨嗣昌拱拱手，朗声答道：“陛下，臣以为，不管伪汗指责陈雨干涉藩国内政、拥兵自重等事是真是假，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国书’中隐晦地提及了和谈的意思，这一点值得做文章。”
崇祯坐直了身子，向前倾，饶有兴致地问：“此话怎讲？”
杨嗣昌抖擞精神，说道：“陛下，本朝的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鞑虏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
这番言论用白话翻译就是：鞑子是疥癣之疾，流寇是腹心之患，前者不会让大明灭亡，后者却有可能颠覆朝纲，重点应放在解决流寇上。
崇祯对这个观点颇为赞同，连连点头：“本兵所说极为中肯，然而和这封书信又有什么关联？”
“臣认为，要想解决腹心之患，就得先把疥癣之疾放在一边，伪汗有和谈之意，这是极好的机会。只要能稳住北方的局势，腾出手来，专心对付流寇，钱粮兵力向中原、西北倾斜，不出三年，流寇必灭。”
崇祯犹豫地问：“文武百官、天下子民会不会把朕与夷狄的和谈，视为耻辱之事？”
其实杨嗣昌在就任兵部尚书之前，就有了先与清廷和谈，全力对付流寇的设想，但是堂堂大明与原为臣子的建奴和谈，委曲求全，必定会招来极大的非议，公开和谈，这个锅他背不起，崇祯要面子，也不愿承担这种污名。所以，这种事情只能取巧，不能公然主张。
他解释道：“陛下无须担心，鞑子只是透露了一丝隐晦的意向，我们也不必把这事摆上台面，虚以委蛇即可，只要拖个一年半载，换来鞑子不入寇，就能腾出手收拾流寇了。待中原平定，再全力对付鞑子，朝野上下就没有异议了。”
温体仁脸上不动声色，心中却不以为然，这个杨文弱，太想当然了，皇太极那样的枭雄，岂是你能轻易算计的，没有正式的协议，凭借一两句话就能忽悠鞑子一两年马放南山、解甲归田，只能说太傻太天真。但是崇祯显然很认同这个观点，他自然不会傻到与皇帝唱反调。
崇祯听了杨嗣昌的话，很是心动，继续追问：“那么鞑子对陈雨的评价，如何看待？”
杨嗣昌和陈雨没有交集，但他身为兵部尚书，对这样游离于兵部掌控之外的军头有天然的排斥情绪，印象自然好不起来。闻言毫不犹豫地回答：“有些事情，即便伪汗不说，有眼睛的都看得清楚。陈雨身为威海卫指挥使，却跑到朝鲜自立山头，所编练兵马远远超过了一个卫所的兵额，即便立下了一些微末功劳，也不能掩盖其拥兵自重的本质。臣以为，应当召回陈雨，严加斥责，然后拆分其部属，避免其坐大，甚至倚功自傲，产生不臣之心。”
温体仁察言观色，将崇祯似有所动，便开口道：“陛下，除此之外，朝鲜是大明藩属，视大明为父母，陈雨盘踞朝鲜，鸠占鹊巢，也会显得我大明恃强凌弱，败坏了天朝上国的名誉。”
崇祯听了两人的话，有些犹豫。此时陈雨的折子还没送到京城，他不知道那边的具体情况，但凭借禁海缉私一事，他对陈雨的观感不错，如果按照杨嗣昌的建议处置陈雨，终究有些不忍。可是杨嗣昌稳住北面、集中力量向西北用兵的策略很有道理，皇太极的“国书”也有处置陈雨就可以和谈的暗示，究竟要不要为了稳住皇太极，牺牲陈雨来换取一定时期的和平，他拿不定主意。
考虑一番后，崇祯缓缓开口：“兹事体大，不能轻易下定论，明日朝会上交由百官廷议。”
第二天，金銮殿内，文武百官济济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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