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两名“飞燕堂”探子的口供外，梁子岳还拿来了另一样物证，那就是两本货真价实的、由北平军节度府开具的、具有在整个北平军所有府、州、县通行和居住功能的最高级别的“暂住证”。看着“暂住证”上如假包换的北平军节度府大印，就连刚才吵吵的最厉害的徐绍安也闭了嘴，不再说那两名“飞燕堂”的探子是奸细、是在离间自家兄弟了。因为，按照穿越团队的规定，盖有北平军节度府大印的最高级别“暂住证”只提供给团队内部成员的外室、仆役、下人，等等在穿越众身边伺候的人，以及官居知府或者同知一级的本地人的近亲属。换句话说，除了穿越团队内部成员外，就只有韩德义、钟有朋、钟世文、严崇礼、胡有道、孙磐、赵远、刘谨这几个对穿越团队最忠心、且基本都与穿越众存在姻亲关系的本地人，才有资格拿到这样的最高级别“暂住证”——除了在北平军成立之前就与穿越团队成员联姻的韩德义、钟家父子，以及严崇礼外，胡有道、孙磐和赵远也都在这两年与穿越团队成员成了亲家。可以说，无论最后查出祁安、佟明二人说的是真还是假，光凭使最高级别“暂住证”流失到自己对头手中这一条，就已经足以令北平军核心圈发生一次震动、一次大震动、一次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大震动。
作为平时负责发放这种最高级别“暂住证”的唯一经手人，张维信此时的心情最郁闷、处境也最尴尬。尽管在场没有人相信他会是那个与“飞燕堂”勾结的叛徒，可由其负责签发的最高级别“暂住证”居然被流失到了对手的手中、而且还是对手下属的密谍组织手中，他张维信无论如何也是难辞其咎的。因此，在确认手中这两本“暂住证”的真实性后，张维信第一时间就是将这个级别“暂住证”的发放记录找来，按照证件上的编号进行核查，以期找出到底是谁将这两本最高级别“暂住证”领走的。因为，只要找出领走这些证件的人，便可以确定到底是谁在与“飞燕堂”勾结。然而，令张维信及在场其他穿越者失望的是，领用记录上显示这两本“暂住证”从来没有被人领走过。也就是说，这两本暂住证这会儿应该是被锁在张维信个人办公室的文件柜里，而不是在梁子岳的证物袋中。
有人偷偷盗取“暂住证”——这是发现手中两本“暂住证”从来没被领用后，张维信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反应。实际上，不但是他这么想，在场的其他兄弟也与他是一个想法。既然与“飞燕堂”勾结的是“清园”兄弟中的一员，那么在大家平时往来频繁、对自己人基本不设防的情况下，那个叛徒趁张维信不备，偷偷进入他的个人办公室，盗走几本最高级别“暂住证”，想来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再加上，原本考虑到能够申请这种最高级别“暂住证”的除了穿越团队成员，就是韩德义、钟有朋等与穿越团队最亲近、同时也是最可靠的本地人，基本无需像地方府、州、县那般进行一系列的审核，因此为了在开具时能更加方便快捷，放在张维信那里的暂住证都是事先盖好了节度府大印的半成品，办理的时候只需要在上面写上使用者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因此，那盗取“暂住证”的叛徒连再去盗取或者盗盖节度府大印的工夫都省了，直接填上人名就可以用了。
更令在场的穿越者感到事态严重的是，在随后对库存“暂住证”进行点验后，张维信吃惊的发现除了这两本“暂住证”，另外还有十三本同样级别的“暂住证”也不翼而飞了。一下丢了十五本最高级别的“暂住证”，张维信很是有些挂不住，脸色非常的难看。他一方面向王崤峻等其他三位委员检讨自己在“暂住证”保管工作上的疏忽大意，没有定期对库存证件进行点验、核对的过错，以至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请求委员会对自己的失职行为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则根据梁子岳拿来的那两本“暂住证”上的开具时间，仔细回想在这个时间前后曾经来过自己个人办公室的访客，以期能够找出那偷证之人。只是，且不论那两本“暂住证”上的开具日期真假难辩，就算这个日期是真实的，要想回想起近十个月之前的访客情况，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对方的目标既然是“暂住证”，又怎么可能会在张维信在办公室的时候来偷盗呢。最终，张维信只能放弃这种徒劳无功的举动，而是让梁子岳将其他十三本丢失的“暂住证”编号誊抄一份，回去后与祁安和佟明提供的“飞燕堂”怀柔分堂有这种“暂住证”的成员名单编辑在一起，分发给北平军各府、州、县的“暗羽”分支机构，命他们在进行日常巡查时加以留意。
不过，对于梁子岳及情报部内务司来说，在日常巡查过程中留意持有被盗“暂住证”的人员只是后期扫尾的工作。现在的当务之急，却是根据祁安和佟明提供的地址与人名，对“飞燕堂”怀柔分堂的成员进行抓捕，进而通过对这些人的审讯来获取张燕及其一众骨干手下的藏身之处。因此，在誊抄完“暂住证”编号后，王崤峻便以委员会的名义向梁子岳下达了围捕“飞燕堂”怀柔分堂，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围捕张燕及其骨干手下的任务，要求情报部内务司于第二天一早出发，务必将何平及其一众手下一网打尽、最大限度的摧毁“飞燕堂”在北平军的情报网络。
梁子岳一边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