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郎在豫西的活动，让负责围剿的北洋各军十分的被动和丢脸。枣阳被占后，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电令驻樊城之第五团派步兵一营、驻钟祥之第五团第一营派步兵三连，由西、南两个方向进攻枣阳；令驻随县之第四团分扎边界防堵；由帮统李治云和团长赵福汇所率之部队也分别进至枣阳城下，形成四面包围之势。结果攻了七八天，死伤数百人还是没有结果，吴庆桐就想调刚刚到豫西灵宝一带的山西晋南镇守使赵四明的部队，却被告知要围困入陕之匪军而未能如愿。久攻不下之时，黎元洪调拨的两门重炮终于到来，白郎眼看枣阳城守不住，随即与十月六日率部弃城西逃，重新钻入东北桐柏山区，让知道消息的袁世凯大骂自己的亲戚张镇芳不止。
到十月中旬时，整个国内战场只有白郎的土匪部没有被剿灭，其它各省（除西藏）都在中央政府的怀抱中，这让袁世凯即满意又不满，而河南都督兼民政长张镇芳更加的着急。一方面命令各地守军原地驻守不得妄动（担心调动以后地方空虚又被白郎所趁），一方面急令河南第一师师长张锡元和旅长王毓秀分别率部进剿。结果在山区地带，起义军依托高山密林，与优势敌人周旋；进剿的军队晚上不敢在山区宿营，部队只能早上出发黄昏归来，根本无法与起义军作战。自己反倒累的人困马乏，毫无战斗力和士气可言；就这样，豫西的白郎部就拖到了一九一三年的年底。在年底总结会上，陆军总长段祺瑞就向袁世凯报告起义军“地处腹心，若不认真痛剿，终无了局”；不仅这样，由于白郎上次在枣阳城内，杀死了几名外国传教士，因而引起了西方各国的重视。十一月，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建议北洋政府使用飞机；各国驻京公使也一个个拜访袁世凯，希望大总统能够抽调重兵，对白郎土匪进行剿灭。
在众多外国势力压迫之下，袁世凯决定调集河南之外的兵力进行围剿战，而白郎军接下来在一九一四年的战斗，迫使袁世凯不得不调动山西一个旅的军队南下，加入围剿行列，让赵天一有了染指中原的借口。
这个时候，各省都督都在扩充自己的军队，除了北京政府拨给的番号之外，各省都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番号也从第一师开始编起。与陆军总部所辖部队不同，这些省编师下面设有‘旅’编制，然后才是团、营、连、排、班。对这种编制，北京袁世凯政府并没有做过多的干预和指责，而是任其发展。赵天一顺应形势，也将自己的部队做了重新的改变，已经调出的部队除宣布第一军之外，其余部队中，独立第一到第五师全部取消‘独立’二字，编成山西第一到第五师。各师下辖两个旅，每旅三个步兵团一个含装甲车的机炮团，总兵力两万三到两万五千人。另外组编新的独立第一到第五师，仍旧每师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总兵力一万五到一万八千人；赵天一往河南调的，正是由独立第四师改编而来的山西第四师，师长孙承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