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令一出，立在残雨里的城固县民众无不震恐哗然，而县中的其他胥吏则两股战战，面如死灰。
当然这在唐朝并没有什么——官，特别是高岳这样的军镇方岳，不要说对区区县廨里的流外官，便是对军府内的随军、要籍等吏层面的，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里不是京城，节度使说杖杀，那就是杖杀。
如狼似虎的定武军射士，把黄文语的五个儿子给逐个捆起，掀翻摁倒在地。
人群里，黄文语和他妻子再也不敢抵赖什么，他咬着嘴里的木衔，咬到口齿碎裂，血流一地，对高岳的马头叩首不止，可高岳表情淡然，心如铁石，说雨已止歇，诸位儿郎点起火把，本尹亲自监刑。
随后数百名射士齐齐将火把点起，场面蔚为壮观，百姓当中曾被黄文语等胥吏坑陷过的，早已攘臂高呼起来，但仍有部分百姓依旧茫然，古代社会民智低下，大部分还不清楚黄和他家五个儿子到底触犯什么律条，都在指手画脚，只是说黄家宅里被搜出好多的马蹄金、蒜瓣银，还有人说平日里黄佐史跑来跑去，面相慈善，是不是大尹判错了案子云云。
更有胆小的妇人，忙遮住各家小孩的脸，不让他们看。
可指缝里，小孩还是瞪大了眼睛，望着黄文语的五个儿子惨受杖刑。
多年后，当这群小孩变为白发苍苍的老人后，还能回忆起当时高岳杖毙黄家五子的情形，都说大尹真的是狠，黄佐史家的小儿子还嫩嫩的，剥去衣衫如段藕似的，刚满十六七的年纪，被棍棒打得血混着泥水，飞溅一丈多高，脊梁都被打碎了，死前在那里大喊，阿父啊阿父啊，痛杀孩儿了，说阿父救我啊，把家里钱财都给了大尹充公吧——后来实在痛不过，就骂自己的父亲，骂的，唉，都听不下去，也确实是熬不住才骂的，直到当着黄佐史的面断气为止。
不过也亏高岳这股狠劲，以后兴元府再也没出现过差役不均，放富役贫的现象了，现在天下升平了，怕不是死灰又得复燃啊！
天下真的就缺这样有手腕的角色。
至于多年后，当时身在兴元府的韩愈，这事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也听闻得差不多，在给高岳写传时，也心有余悸地说他“强毒”、“酷烈”，并说黄文语的五个儿子实在是“强罪”（强行定罪，用刑过酷），并称高岳虽是进士出身，但骨子里却是商君类型的人物。
杖杀完黄佐史五个儿子后，接着又杖黄文语本人，打了三十棍后，黄文语断气。
黄文语断气后，一时间牵扯城固人夫逃亡事件的三十七名县中的掌固、书办、仓司、秤司，全被收入县廨牢中继续杖打，火光将棍棒飞舞落下的影子照在土壁上，惨嚎声方圆里外都能听到，身体弱的第二天尸体就被扔在公廨前，等于示众，身体还强的吃不住，就招供画押。
最后是县令李桀，跪在高岳面前苦求，高岳才放了个人情，不再穷究下去。
可这时已有数十胥吏被杖毙，被牵连被刑罚者，包括城固乡村的里正之流在内，足有百人之多。
其实这人情也是高岳有意卖的。
那晚，李桀和妻子葛氏哭拜在高岳前，称这次多亏有棚头照应。
其中葛氏更是哭得梨花带雨，说伟长当城固令后，一心想让县里风俗醇厚，对黄文语等人是推心置腹，差役赋税就托付给他们去做，自己更多关注的是民生、学政的事，可谁想到事情会如此。
这葛氏原本可是皇帝身边的女官，不过没被李适临幸，因不慕宫廷，被李适不喜，索性让昭德皇后放出来，配给进士李桀为妻，婚后和李桀恩爱非常，但夫妻俩都是心地纯善之人，那里能玩得过黄文语这种汲汲县衙二十多年的老奸巨猾之徒？
高岳叹口气，便对李桀夫妻说，你们猜，这黄文语是如何上下其手，凑够五百人夫的？
接着他便说，黄文语指派十名胥吏，各造一册差科簿，登记五百人，其中只有五十人是真名，其他全是胡乱写的假名，每名胥吏各持一差科簿，各去一里社，按有真名的五十人上门摊派差役，富户被他们敲诈勒索，贫户则被他们强行征派，这才凑够五百人，其中有不少贫户这两三年已被他们重复差科，已有人家破人亡，最终忍无可忍，才酿出乱子来。
本尹找到孙通玄了解到实情后，又让韦执谊暗中调查，方才得知。
“说起来，这城隍社鼠如此猖獗，我身为兴元尹也有莫大的责任。以前我在兴元，百废待兴，所以为政宽松些；可如今，差役赋税不均，富户终日闲坐在家，贫户全年奔波生死，更有奸吏从中渔利，败坏公序良俗，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公吗？是到了该纠为严政的时候了。”说完，高岳拍拍李桀的肩膀，温言说这事马上朝廷、方镇和州县合在一起来办，这个人情我给你来做，不过以后城固县该如何，伟长你心中应该有底。
果然，高岳离去后，李桀立即在公廨前的木扎上，详详细细地将黄文语等胥吏是如何蠹害县政的罪行，一条条列清楚，让人唱给百姓们听——罪行轻微的，牵扯不深的县吏，李桀表示继续留用，并重新编组了县廨的“班子”，三分一用旧胥吏，三分一用本县良善的富户，三分一用能断文识字的贫户（贫户由县廨发给衣粮），大家互相监督，差役赋税本县令亲自过问，李桀还根据从黄文语家里搜出的那本“传家宝”，亲自定了新的差科簿，重新厘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