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933年里，南京国民政府的日子很不好过。虽然和苏区红军“和谈”成功，双方基本维持了全年无大的战事，但自己统治区内的经济却一塌糊涂。
他们遭遇的，是通货紧缩的问题，市面上的白银大量地流失，以及市场上伪（蟹）钞滥导致法币的急剧贬值。
在1932年六月开始，林汉就通苏区和安插在上海的特工人员，开始秘密地使用自己的工厂印制的各国伪（蟹）钞。
首先开始使用的是防伪手段较弱的美元，其次是日元。
从穿越后不久，穷疯了的汉娜与林汉很早就开始打起了印制假（蟹）钞的主意。以二战前各国的的技术水平，一个国家想要完美无缺地大规模印制另一个国家的钞票，并非那么容易的事。
但对林汉和汉娜这对不科学存在的来说，有他们两人的帮忙，却是印制别国的钞票，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
二战时，日元的防伪水平，主要靠的是所谓的“无法伪造的三桠皮”。由于三桠皮的纤维柔韧性极好，所以日元能在水印清晰度上做到极致，而不必太多考虑水印清晰度和钞纸耐用程度的平衡。也使得日元纸币色泽偏黄、厚实挺括、水印清晰。
但对林汉来说，日本人在纸张上的防伪手段更不是问题。
首先，印钞的模版对两人来说就根本不是问题。控制精确到原子级别能力的二人，可以轻松制作出和原版无一丝一毫差别的印钞模版。
（注：其实日元的印制模版防伪度不乍样，历史上炮党从美国采购纸张油墨和机器,印刷出来的日圆比真日圆还真,幸好日本禁止日圆在中国大陆和满洲国流通，他们在大陆发行的军票和联合储备券，甚至被炮党制造的假货逼得三个月换一次钞。）
至于印钞的油墨配方问题。只要有耐性，一点一点地去调试配制，时间够长，还是可以得到色度、光亮度和原版相差微小的油墨配方，更何况汉娜和林汉在这方的把关能力同样远超常人的眼睛。
至于制造日元的特种纸原料的“三桠皮”，这个时代外国人不知道，但林汉这个穿越者却非常清楚——这还是得感激无数写民国文的作者，他们在文章中对日元的制造过程有详细的描述，帮林汉扫了盲解了迷，纸张这道难关也被轻易地突破。
1932年六月后，林汉和汉娜就开始在偷偷地在中国使用新印制出来的“德版”美元和日元。
这个时代被列国租界分割的上海滩，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非但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而且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的规模，全部都雄踞亚洲第一。它不仅是仅次于芝加哥的全球第二大期货交易中心，还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现货交易中心，全球第二大的钻石现货交易中心，以及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之一。世界各国的著名银行、保险公司等等几乎都在上海落户，而上海也是国民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着“中国钱包”的美誉……此时的上海确实是世界四大都市之一，与伦敦、巴黎、纽约并列，论繁华富庶甚至要胜过香港、东京和新加坡。
此时中国沿海的各大城市里，日元、英镑、法郎和美元基本上都属于常见流通货币，由于信用高，远比中国各家军阀与银行发行的各种乱七八槽的票子更加靠谱，更受老百姓的信任——历史上北洋政府的钞票，就经常兑现不出银元来，南京国民政府这边也好不到哪儿去。
故而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各种外币的市场保有量大得惊人。按照当时的一份粗略调查，仅仅是在中国市面上流通的日元，就超过五亿之多，而这还是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关内反日风潮高涨的情况下。至于英镑和美元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数量，恐怕还要更高一些。
为了更好更隐密地花掉这些“钱”，林汉和汉娜使用了多种手段和防范措施。
首先，就是就是上海的几个金融中心里必须有人传递消息，以便能及时把握当地银行对市场上出现的大量伪（蟹）钞的警惕性。早在1931年汉娜在德国的科研人员还在为研制印钞技术而进行“技术攻关”时，在上海的攻关就已开始，英、法、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上海开设的分行办事处，都有职员在他们的“公关”下被买通，随时可以提供银行内部的反馈情报。
1932年六月，第一批“价值”五百万的假美元被送到中国，七月，“价值”一千万的假日元也到达中国。十一月后，“合格”的英镑的也被印了出来。最初，汉娜这伙人首先在上海小规模小批量地使用，用于套购金银等贵重金属，结果市场反映良好。无论是银行还是商户，都没有对这批钞票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不过为防万一，汉娜在上海一直都暗藏了一支人数超过五十人的特种部队，装备以芝加哥打字机、狙击步枪为主力武器，单兵火力极其强大，其任务只有一个：一旦有内部人员在套购物资使用假（蟹）币时东窗事发被捕，这支特种部队就负责救人或灭口。所幸的是，由于这批德国制造的美元和日元和真钞的差别微不可察，使用了近一年都没有发生意外。
汉娜和林汉曾将自己印制的假（蟹）钞和真钞，请鉴定专家进行过鉴定，十张假钞和十张真钞混在一起，鉴定专家拿着放大镜看了半天，愣是无法从印刷纹路上分辩出来——在林汉和汉娜的“微控”能力面前，他们自制的印钞模版和真货模版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