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有我听着吗？”迟丽还在微笑。
“新写实小说家由于立足于个体的生存体验，他们不再努力去反映能展示生活必然趋向的历史真实，而试图用生活的平常性、庸常性、平凡性来呈现生活的原生状态，展示当代人的生命存在状态。为此，他们放弃传统现实主义再现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的努力目标。在他们笔下，环境总是灰色的，读者感受不到时代的色彩或社会的特点，人物总是渺小的，读者找不到对社会、对历史作过贡献的人。生活成了看不见的巨手，他导演人物演出一幕幕人生的戏剧。人物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不同的生存环境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印家厚、赵胜天，他们成了生活和环境的奴仆，已经被生活、被环境彻底物化，他们本应具备的主体性也完全消失。所以，反英雄、反典型成为新写实小说真实观的重要表现。”
两人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一百多学生分成三派，一派直接愤愤离开，一派事不关己纹丝不动，还有不少围拢过来，听他们的院长跟一个少年一本正经的讨论文学派别。
即便是迟丽与陈天星，两人的观点也开始出现分歧。
陈天星认为新写实文学由于拒绝意识形态阐释，由于缺少终极的价值指向，情节的发展往往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故事也大多以平面化零碎化的状态呈现，从而构成一种似乎是未经任何选择加工生活流或叙事流状态。不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追求叙事方式的生活化，不重情节间的因果逻辑关系，而重生活纯态事实的原生美，不重故事情节的跌宕曲折，而重生活细节的真实生动，也就成为典型的新写实小说的生活流叙事特点。
但迟丽却用陈天星的观点反驳，文学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不用为政治和其提倡的价值观来约束，不探讨人存在的意义（即生命在客观上的价值取向），而是把问题集中到生命自身，关注的是生存何以成为可能，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是以怎样形态，换句话说，它不探讨生命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仅关心生命本身的意义是什么。
而写作手法或者文字驾驭那是作者的个人喜好，恩格斯认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别林斯基指出：“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极为关注细节的真实，它们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它们关注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甚至到了极为琐碎的程度，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煤气水电，恋爱结婚、生儿育女，上班下班、工资职称。
“但你们是公众人物，在表达个人情感的同时必须注意公众和社会影响，你们提出了问题，也要表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不然你们只为写作而写作，就失去了文学作为传播一种普世观精神的意义”陈天星指出他们的缺点。
“这就是政治家的事了，我们描绘当前的现状，有义务帮忙解决问题的根源性吗？那是经济学家和科学家政治学家们的事”迟丽便反驳道。
“这就是你们与现实文学的区别，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的一切，包括他的语言行动、为人处世、情感变化，都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整体，他们就统一在人物的性格之下。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可能有多侧面的表现，但他一般都有一个核心的性格，或者称主导性格。这种典型理论被意识形态化之后，就出现文学作品必须塑造能代表时代方向，能鼓舞、激励人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英雄典型。而你们舍弃了这一点，导致你们的作品简朴到粗陋，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事情感，不具有理想化的转换力量，如果你们坚持，你们就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玩弄文字的庸俗作家”
陈天星的言辞很尖锐，让迟丽都感到愕然。
“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总以人类的导师自居，这种情况难道不令人觉得有被支配的感觉吗？”迟丽顿一下反问。
“但你们总以旁观者或书记官的角色带入故事，没有价值判断的尺度，就失去了情感天平的砝码；比如汪芳老师的风景一文，她以一名夭折的幼婴角度来描写家人流水般的生活，她竭力营造着叙述者的智力和生活经验明显不如故事中的人物；哪怕您的烦恼人生，我们感觉不到您这个叙述者高于印家厚的生活经历，你们努力做生活的仰视者，这与现实主义的俯视者角度正好两个极端，这样不好”陈天星继续反驳之。
“这样不好吗？我们要敬畏生活，我只是想将这种生活状态表现出来，将里面的困苦和茫然剥离外壳，小说不是我所经历的事，我们要忠于生活，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它”
“小说要忠于生活不错，但世间有美好善恶，因果轮回，你们描写了世间百态，但没有理顺他们的因果关联，那么读者读起来就是灰色的人生，不能享受阅读的快乐，阅读时吃力，读后更郁闷，这样读者会失去读书的兴趣的。”
“我们如果为了取悦读者，与那些描写窥视隐私的大众文学有什么区别？”
“取悦读者有什么错？一本文学如果连读者都没有叫文学吗？刚刚才说了你们是仰视者的角度，现在看来你们还是俯视者的观点，我写出来的东西你们爱看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