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可能都要披散头发，衣服向左开衩，变成野蛮人。”也就是说，在他眼中，野蛮人除了不懂“礼乐”外，其发型更是一个明显标志。
这种观点历代传承，不仅被百姓广泛接受，读着孔孟之书长大的士子文人更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少数民族的发型和衣着与中原不同，只能用中原的文明去教化他们，而不能被他们所同化。
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逆转就发生在清朝，清朝对中国最大的一个影响，可能也就是剃发。
在“剃发令”下达之前，江南各地乡绅为了自保，纷纷竖起“顺民”之旗，坐视亡国而不顾。“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勿须兵锋大举”。这句话水分不是太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民众经扬州十日后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对抵抗后的屠杀后果极为恐惧。
但“剃发令”一下，天下哗然，“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燃起了熊熊的反抗烈火，使清朝统治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剃发”之所以触及了民众最敏感的神经，是因为百姓并不介意改朝换代，不介意金殿上坐的皇帝是谁，只要不受干扰地活着，中国依然是中国。但剃发令却令民众如梦大醒，意识到清朝不仅要征发赋税，还要改变他们维持了千年的风俗习惯，毁灭他们的文化传统。
简单地说，民众起初“因保头颅而柔顺如羊”，是因为他们不愿为昏庸、腐败的明廷拼命，之后“为保其发而奋起如虎”，则是为了维护民族尊严，祖宗传统。
一番英勇悲壮的抵抗。一番腥风血雨的屠杀，靠杀戮推行下去的剃发令得以维持，但却成了民众心中抹不去的痛苦。“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苟活不如死”。便是积郁在人们心中的愤怒和沉痛。
而这怒火再次因为明军的崛起而熊熊燃烧起来，一有机会，一看到希望，江南民众便头蒙白布、或裹网巾以迎王师，皆以金钱鼠尾为耻，即便是胥吏也有此心。
以海制陆的设想很早便有，他也一直在做着准备。或是拉拢，或是联合，或是购买，再逐步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在分别歼灭了广东、福建的清军水师后，终于可以把计划变成现实了。
三支舰队分别在福建、浙江、长江展开，或袭扰，或直捣，有效地
牵制住了东南各地清军的力量，使得清廷增兵福建，抵抗明军的意图大半落空。
北洋舰队以舟山为基地，不待休整便杀入杭州湾，一战击溃了清军杭州水师，佯攻杭州；随后又趁夜撤走，凌晨突然在金山登陆，攻破县城，劫掠官库后带着上千自愿跟随的义民乡勇及家眷扬帆而去；第三天，在舟山安置完民众后，舰队又出现在象山湾，登陆攻破宁海县，又是象金山一般的如法炮制。
明军水师倏忽来去、攻掠如风的打法使浙江沿海处处告急，迁界筑起的土木长垒不堪一击，负责守卫的清军既分散且无战斗力，哪里能抵挡三千装备精良的陆战队。而沿海的空白地带又给明军登陆带来了隐蔽性，往往是兵至土垒才为清兵所发觉，多数清兵仓促间点燃狼烟便逃之夭夭，根本不敢与明军接战。
而明军攻破长垒后，只需稍加宣传，便有饱受苦难的百姓蜂拥而出，至海边登船而走。舟山很快便有了五六千百姓，筑城建屋，基地更加巩固。
……………
秦浩所率的长江水师继续沿江而上，接连击败福山、杨舍、江阴、靖江、孟河、永生的沿江汛兵共两千余，进抵瓜洲。
之前张名振、张煌言的几次入江作战，使清廷也意识到了长江防务的脆弱。亡羊补牢。清廷派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领八旗兵驻防镇江京口；又重新设立江南福山、杨舍、江阴、靖江、孟河、永生等各营沿江汛兵，并且把储藏在江宁库中的红衣大炮移至京口。
但在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千艘战船再入长江，将清廷苦心经营的江防工事砸了个稀巴烂。郑军连克瓜洲、镇江，进抵石头城下。虽然最后因轻敌而失败。但清军也损失惨重，在江阴、瓜洲、镇江布置的火炮悉数被毁或被郑军缴获。
这几年清军又重建江防工事，但实力并未恢复到顺治十六年的水平。特别是火炮，清廷财政一直紧张，没有太多的资金铸造，现在也只有当年的一半数量。
秦浩所率舰队以西进为主，并不上岸攻掠，只打击江上的清军，行进速度不谓不快。在瓜洲。长江水师迎来了一场大战。面对清军的江防工事，以及瓜洲与镇江的清军水师，长江水师火力全开，奋勇厮杀，战况至为激烈。
而明军火器的优越性在江、海水战中充分
发挥，三百余门大小火炮更远超清军。在一天的激战中，长江水师截断了清军用铁链、船只连结而成的锁江防线“滚江龙”，摧毁清军江上浮营三座。夺得谭家洲大炮数十门，并击溃了清军的两支江上水师。
空气中还残存着硝磺的气味。江风吹来，其中又混杂着烧焦和血腥的味道。江面上满是残破的木板碎屑，尸体或仰或趴，在水中载浮载沉，血色一缕一缕，在水中扩散。
江上一片忙碌，明军士兵换乘船只，收敛遗体，将重伤难行的舰船上的火炮转移。虽然船舰有所损失，但也缴获了不少清军的船只，尽管多是小船，可也使明军没有缺船的担忧。
“清军连舢板都出动了，以后再无力阻挡我军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