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点了点头，起身飘然而去。中年人则喝完残茶，不紧不慢地走到柜台后，笑容满面地又充任起店掌柜来。
若说是暗战，朱云杨没吃过猪肉，却见过猪跑。一是重视肯投入，二是有比较先进的方式办法。再加上清初的暴戾统治，民间反清的情绪亦蕴藏其中，情报部门的渗透、扩大的成绩，便显得很突出。
不光是穷苦百姓，还有文士商人，更有少量清廷的下层官员，情报部门织成的网越来越广，借着明军的胜势，争取策反也逐渐扩大，日益显现出威力和作用。
郧阳府是明朝成化十二年开设的，而设府前，在中国长达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境内却从未建立过相对完整、统一的郡府建置，所辖地是分散隶属于周边郡府的。为什么恰好在明代中期要设立一个郧阳府？自然是有其原因的。
明朝中期以后，官场**、宦官专权、吏治败坏，土地兼并剧烈，又时逢连年灾害：水灾、旱灾、蝗灾等灾害频繁发生。种种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造成明朝中期以后大批农民失田失业，大批的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亡。流民遍及全国，成为明朝中期以后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荆襄地区便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流民聚集区，破产的农民如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进，郧阳地处荆襄地区西北部，元朝至正年间这一带就已有流民聚此，当时官府将这一带作为封禁区，是不许百姓迁入的，但是直到元朝灭亡也莫能制。明朝建国初，延续元制。对荆襄地区仍实行封禁政策，“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最大的封禁山区便是以郧阳为中心的荆襄地区。
大批流民选择荆襄地区是因为当时该地区人烟稀少，容易获得垦地。同时这里的气候介于南北方之间，比较温和，雨水适中，既可以种水田。也可以种旱地。荆州、襄阳、南阳三府兼有水路之利，“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於此者比他郡为多”。
而明廷“恐流民聚众闹事”，坏了统治秩序。朝廷采取强令驱赶和强制遣散流民还乡的政策，其结果导至朝廷封山与流民反封山的矛盾空前激化，终于酿成历史上有名的二次荆襄流民大起义。
两次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的起义被朝廷武力残酷镇压下去之后，荆襄流民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河南歉收，饥民又是潮水般地涌进荆襄地区，“入山就食，势不可止，流民复聚如故”。采取强硬的封禁政策与措施。明廷担心又会激发强烈地反抗，因而被迫寻求武力镇压以外的策略与措施来治理流民问题。
于是，明廷决定将郧县从襄阳府之均州划出，升为府，定名“郧阳”。郧阳府的设立，可以说是专为安置荆襄流民而为，也可以说是荆襄流民为争取生存权而进行长期生死斗争的成果。
郧阳、谷城、襄阳都属于汉水流域，谷城位于襄阳的上游，而郧阳又是谷城的上游。义军此次出兵到底会不会到达襄阳城下，还要根据出兵后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粮草收获足够支撑，便可以直逼襄阳城下。如果所得很有限的话，则郧阳、谷城大致就是此次明军的主要目标。
以战养战，边战边招揽流民扩大生产，这对于义军来说，则是有些无奈的发展道路。
而义军此次出动却是雄心勃勃，一部直逼郧阳，一部进迫谷城，这对于军中的很多将领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虽然进迫谷城有牵制的作用，分兵而进又能尽量多征得粮草，但分兵势弱，攻克城池的把握岂不是大大降低？
但事实证明，大明带来的教官和专业兵种，以及南明政府的情报机关，都是极为关键和重要的助力，战役进程的顺遂完全出乎了众人的意料。
郧阳的文官、武将还是采取以往的应对策略，根本不打算与明军在野外交战，而是下令放弃所有外围据点、烽火台、驿站，把其中的物资和人员，以及近郊的居民以及居民家中的粮草也搬入城中。
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样坚壁清野之后，便能使明军的收获较为有限。明军的收获越是有限，能够呆在郧阳城下的时间就越短，搜索范围也就越小。
在得到明军逼近的消息后，郧阳守将便给上游的谷城、还有襄阳府发去了报急信件。就在他们发走信件后不久，郧阳这里也收到谷城的急报，说是有上万贼军正逼近城池，要郧阳这里抽调一些部队去增援。
“这次贼人的规模还真不小。”看到谷城的急报后，提督多隆多很快就把局面猜测个八、九不离十。“估计是两路贼兵齐发，一路去了谷城，一路来我们这里，让我们无法互相支援。”
“人多吃得也多。”游击颇为镇静，甚至有些讥诮，“这些蝗虫。见我军守卫森严，必不敢攻城，数日即退，只是要留下些牛屎马屁，黄白之物了。”
“呵呵。”多隆多笑了起来，说道：“贼人如故，却不知咱们已作了调整。待其分散掳掠，便知道咱们的厉害了。”
明军为了多收集物资肯定会分兵行动，而隐藏于城外的一部清军便可伺机攻击那些落单的明军小队。这种牵制行动会迫使明军更加谨慎地行动。收获也会更小，在郧阳城下停留的时间也会更短。
多隆多的妙计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功，望着城外安营扎寨的敌人，他的冷笑更盛。
“丑时三刻，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