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下旬，夜空漆黑一片，没有月亮的踪迹。
晒谷场边上有一排连成串的灯笼亮着，随着微风而轻轻摇曳，只是灯下闲聊的人渐渐散去，都各自回家安睡了。
在不远处的一间茅屋中，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女孩支着下巴，望着摆在桌面上的那盏油灯，肉墩墩的脸蛋被照得泛红，眼睛痴痴地望着灯火以及对面泼墨挥毫的年轻人。
她喜欢这份夜的寂静，以及那时而跳动的灯火，还有哥哥在灯下温书的专注模样，所以她时而会晃动着小短腿。
恩科已出，留给林晧然温书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所以这些天他都很是用功。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从田舍郎到进士郎要经过六场考试，但很多人却将县试、府试和院试称为童子试，所以认为大明的科举是四级会考制。
林晧然现在仅仅出色地完成了童子试，而接下来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一场考试比一场要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乡试、会试和殿试的策论会占相当大的比重。
乡试还好，还会比较注重四书五经的考试。像是到了殿试，皇帝会显得更加务实，给你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然后让你来解答。
这其实是有历史渊源的，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选拔人才，就是以应策取士。
历代的皇帝都不傻，四书五经能选取继承儒家思想的书生，但对朝廷真正有用的，还是那些能想出办法解释问题的人才。
例如，国家出现灾情，去讲解经义有用？沿海出现倭患，去讲解经义有用？广西出现叛乱，去讲解经义有用吗？
正是如此，四书五经能够让你暮登天子堂，但想要在诸多考生中脱颖而出，那就需要将策论做好。倒不需要多好，反而比其他人好即可。
相对于四书五经，策论确实要实用得多，甚至是政治斗争中的一把利刃。
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情况愈演愈烈，当时各地藩镇极力鼓吹要恢复周以前的封建制度，反对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目的是为自己的割据制造舆论。
当时被贬永州任司马的柳宗元写下了《分封论》，该文章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痛斥了各种鼓吹分封制的谬论。
正是这一篇策论，打击了藩镇们的气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
如今嘉靖帝召开恩科，那殿试的题目极可能是由他来出题，那现在两个问题无疑是最迫切。一是倭患，一是窘迫的财政。
只是按着林晧然对性子自私的嘉靖的猜测，财政的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因为更关乎嘉靖帝的利益，关系着他修道的事业。
这倒不是全无依据，在嘉靖即位时期，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为其改换父母的问题所引起了争端，史称“大礼仪”。
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文臣提出“继嗣”，要求嘉靖改换父母，以明孝宗为父考。当时四十七岁才中进士的张璁提出了“继统”的理论，建议嘉靖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
最终，这场争论以嘉靖帝胜利告终，而内阁首辅杨廷和被削官为民，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张璁一个初入官场的新人，只因迎合了皇帝的意图，最终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而嘉靖帝继位以来，众多内阁辅臣均是以“青词”迎合嘉靖，从而成功入阁。
“迎合圣意”，这似乎成为了大明官员晋升的不二法则。
林晧然若想在将来的考试中脱颖而出，那亦是要“迎合圣意”，而现在嘉靖最头疼的问题无疑正是银子。若是他能想到一条解决嘉靖财政危机的法子，不仅能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更有可能打开一条晋升的快捷通道。
“国而无财，非其国矣，财而不义，非其财矣。是以君子之生财，不损下以益上，须经制得宜，自有以裕于国也。”
林晧然以着窘迫的财政问题，试着做一篇国富论的策论。他在文中先是表明了比较讨好的态度，那就是不能损下而生财。
大明财政窘迫的原因，倒不全是嘉靖的修道支出，还有藩王支出、官员俸禄支出，以及贪墨成风等问题。
贪墨的问题自不用说，嘉靖其实一直都在做，今年二月就在司礼太监李彬的家里抄得白银四十余万两，金银珠宝不计其数。
但藩王支出、官员俸禄等问题若真能干的话，嘉靖犯不着拖到嘉靖三十六年，拖到现在寅吃卯粮。正是如此，林晧然将主意打到了海禁上面，提议嘉靖帝重开市舶司。
唐高宗显庆六年，创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市舶使的职责主要是：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这便是市舶司的前身。
只是到了嘉靖元年，因倭寇猖獗﹐罢去浙江﹑福建二司﹐唯存广东一司﹐不久亦被废止。
且不说，这将市舶司废止，并没有解决倭寇的问题，而且无疑减少了朝廷的进项。特别是在海上贸易日益繁荣的前提下，这更是白白错失海上贸易增长所带来的福利。
“市舶之利不可小窥，若举措得当，税收所得动以千万计，岂不取胜之于民乎？此策不损于民，而富于国也。”
林晧然的笔写到这里，却突然间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