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爷，这是刘总司令的帖子，请您过去一趟……上面注了火急……”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红袍子官员捧着一叠公文，正跟在哈萨克汗国首相李鸿章屁股后面转悠。在李鸿章设在汗国新都碎叶城内的相府的签押房内，还拥着一堆人，正听着这位大明在中亚的一把手指手画脚的分派任务。
“各府的征兵令都发下去了没有？二十万人必须在一个月内完全到位，这是军令，没有半点商量余地，咱们再打宽一点儿，25天要动员二十一万人！”
“大军的粮草要准备好，要足够50万大军吃上一年的！还有军马、骆驼、牛羊也要开始筹集，军马要挑最雄壮的！价钱还不能太高了……告诉下面，现在是国难当头，谁要只琢磨着发财，都他妈别怪我李二翻脸不认人……”
“北哈府的钢铁厂、煤矿要运机器？这个时候来添什么乱？都快打仗了，办厂的事情等打完仗再说吧！现在一切为了前线，其他的事情都要延后！”
“什么？哈萨克汗国好几家大公司都因为征兵动员令而无法运作？连和太平天国、西清的贸易都停下来了？征兵动员计划是怎么做的？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打仗归打仗，这日子还是要过的！”
现在哈萨克汗国的情形就是上面动动口，下面累断腿。朱大皇帝一个军事动员令下去，整个汗国，上到首相李鸿章，下到普通一民，全都得跟着动起来。
而且更让人头疼的是，中国自战国以后，全民动员的概念就越来越弱，到了唐季府兵制崩溃，就基本没有动员国民参加战争的事情发生了。要不然，凭着华夏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要能像战国诸雄那样动员起全国的力量打仗，断断没有两亡天下的惨祸！即便是南宋这等虚弱，也是有几千万国民的大国，人口国力总有七八个秦国。如果能发挥出七八个强秦的力量，多少个铁木真、忽必烈也都歇菜了。
而我们这位海归派的朱皇帝，虽然没有想过要恢复秦制，但是却拿来了差不多的普鲁士、法兰西和美利坚的国民动员体制。要最大限度发挥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这个时代打仗其实就是比人多！只要有欧式军队的组织训练体系，差不多的洋枪洋炮和严格训练出来的军官，人数多上几倍铁定是能打赢的！
当然，历史上让帝国主义欺负得没有一点脾气的大清朝真是个奇葩，朱济世想学也学不来的。两次鸦片战争的苦头吃下了，都不晓得要依着西洋的办法编练新式军队。直到甲午战争后才想到这一点，这种反应速度大概和美洲印第安人差不多吧。
不过，要让一个悠哉了一千多年的老大民族，一夜之间回到当年新兴时候的状态也是不大可能的。这事儿，只能一步步来。也不能指望汉地的贫下中农们忽然之间有了保卫反动王朝的觉悟。所以，朱济世就采取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办法，还将土地和兵役联系起来，用实实在在的利益鼓动那些移民到边疆成为富裕自耕农的国民当兵，还用集体农庄的办法将分散的自耕农组织起来——这两招的效果当然是很好的，历史上的土地**，不也让gcd有了极强的动员力量么？
因而，重建军国民动员体系的第一步在大明光复16年的时候，已经基本成功了。但是，有足够的国民肯当兵为国而战，只是国民动员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将整个国家变成一架威力十足的战争机器，才是最后成功的标志。这一套体系，按照历史上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的说法，就是“总体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对该国政府的领导组织能力，是个极大的考验。而脱胎于晚清末世的新大明，当然是不可能在短短十六年间就建立起一个可以进行总体战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即便是在东北、西伯利亚、哈萨克汗国、蒙古、新疆、兰芳和交州这样拥有集体农庄体系，人口数量也不多，而且基本可以说是“均富”的新省份，也只能勉强建立起一个类似的体系。
而现在，就是这个“总体战体系”的第一次运转，结果当然是一团糟。
哈萨克汗国的首相，实际上就是大明帝国驻哈萨克总督的李鸿章，作为这次总体战实践的两位主角（还有一个是东西伯利亚公司总经理彭玉麟）之一，更是忙得团团乱转。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前就想到的或压根没有预料到的，都一股脑涌了出来，搞得整个哈萨克汗国的官僚机构都不得安泰，上上下下都叫苦不迭。
李鸿章好不容易忙过了一阵，坐在那里喘大气儿的时候，就看见的他的秘书长周馥捧着现在草原集团军司令官刘炯大将的帖子凑了上来。刘炯可是最早追随朱济世的骨干，现在虽然只是大将和郡公，但却是当过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的人物，是和郑洪、韩四、罗军旗并列的武臣。这次到西域来估摸着就是为了立功好早日封帅的。李鸿章当然不敢得罪这位炙手可热的人物。连忙接过贴子一看，原来是邀他去草原军团司令部接旨的！
来的是朱济世的电谕，是以大明军队最高指挥官的名义下达的命令：成立中亚战区总司令部——这就意味着包括哈萨克汗国、七河省、太平天国、西清在内的地区，已经进入战时！进入战时，同时又意味着民政要从属于军政。李鸿章这个哈萨克汗国的民政长官，现在是中亚战区总司令刘炯大将的下属了。以文御武这等事情，在眼下的新大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