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经曰过：己所不欲勿施为人。而大明朱皇帝朱济世现在的所为就是和圣人之言相悖，他现在是己所不欲全施与人！比如将儒家理学这种好东西输出给东南亚各族人民而自己却在中国拿儒家士大夫的花岗岩脑袋开刀。
而这样的行为，当然会遭到一部分有正义感的儒家士大夫的反对！这一点朱济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当俄罗斯帝国在东亚的扩张被日本武士的神风自杀船打败之后，大明国内的注意力终于转回到了科举改革这件关系到千千万万人仕途的大事上面来了——相比之下讨伐安南不臣之国根本就是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而且现在大明的儒生士大夫和明末的士子还是不一样的，不是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谁也不会去踩皇帝老子的尾巴。
就在朱大皇帝准备以迎娶琉球女王的名义前往日本时，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就忽然揭开序幕了。
这场风波开始的地方是四川，导火索是四川科举考试。四川是和江南差不多时候落入朱明手中的，但是大明朝廷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暇顾及四川的事情，并没有在四川推行“秀才为官，官衙下乡”的政改，而是沿用了官府——衙役——士绅——民众的管理模式，也没有在四川开科取士。直到1850年上半年才开始筹备四川全省科举。
有科举可考对读书人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为科举和教育改革的实行，这一次四川科举所考核的内容已经不限于《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还加入了算学、西学、兵学等内容。而且还在科举考试之前在《大公报》、《大明时报》的四川版上面，还有四川各府学、县学的大门口新树立的告示牌上公布了科举改革内容。又推出了一批内容简单扼要的西学、算学、大明律法和兵学书籍给参加准备参加考试的儒生当做复兴材料。但还是遭到了四川儒生们的强烈反弹——和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相比。这个时代的四川更加封闭。四川籍儒生士大夫的头脑也更为保守。而且因而对新学的反对声也远远超过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
不过这些四川读书人虽然反对新学。但是却很快学会了用报纸进行斗争的路子。而且还创造性的发明了贴“大字报”的方式！几乎每个县城的城门口都贴满了出自当地士林领袖之手的“大字报”，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攻击新学的。
紧接着，又有四川士林领袖在全国性的旧派报纸《学报》四川版上刊登文章，号召全川士子罢考，还要组织四川士子去应天府向朱皇帝请愿，要去尊孔崇儒，停止以西学乱中华之举。
变乱很快就蔓延出了四川，下一步同样要举行科举考试的贵州、广西还有还在军管下的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闻风而动。串联起来或上书官府，或聚众抗议。甚至连思想比较开化的湖北、安徽两省都发生了部分儒生冲击新式学校的事件。湖北巡抚常大淳还上奏朱济世，请求暂缓开办湖北官学堂和武昌济世书院。而在四川督军的韩四则密折上奏，请求出兵平乱，逮捕带头闹事的儒生，还要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这次的“守旧势力”的反扑虽然早就在朱济世的预料当中，但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这次四川的乱子究其根本还是皇上改革科举的步子太猛了，天底下的读书人一时接受不了。如今天下还没有一统，国外又有强敌环伺。国内还是应该以求稳为上。”
谨身殿内，首席大学士骆秉章侃侃而谈。骆秉章的思想也算是开明的。但是身为传统儒家教育出身的精英，对西学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只是碍于朱济世的威权而不得不推动科举改革，现在遇到阻力自然就想到退让了。
丞相左宗棠却不以为然，出声反对：“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要来何用？如今朝廷行的是‘士人治国’而非‘士人治吏’。若不通实学，只知八股是做不了事情的。两江、湖广、闽浙和广东的官员都是用八股文章考出来的，有几个能做事？连本乡本土的事情都管不好，将来还能有大用？”
他倒不是支持西学，而是身为宰辅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得力的公务员队伍。如果不考一些经世致用之学，选拔出来的官员只会做八股文，不会做事情，他这个当朝首辅怎么做得下去？
右丞相郑洪刚从日本回来，对日本中下级武士的能力极为欣赏，因而就拿日本的所见所闻举例支持左宗棠。在他看来，不少日本武士的儒学水平并不比中国儒生差多少，但是他们的办事能力要强太多了，还能文能武，关键时刻可以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所以中国的儒学教育应该从日本的武士教育中吸取经验，重视实学。
骆秉章却恼道：“王爷，现在的问题是四川士子罢考，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不稳，连湖北、安徽都被波及到了，如果不退一步，只怕地方政局都要乱起来！”
鸿儒院大学士潘曾绶也附和道：“不如且退一步，待到西北平定之后再许图改革。眼下西北形势相当不稳，听说太平天国的新任恭顺王奕詝已经率部离开兰州，有背叛太平天国重建满清的苗头。蒙古方面的形势也不大稳定，渤海公奕欣对咱们往渤海地面上殖民的做法也颇为不满……眼看西北、蒙古、东北都会有变乱，如果国中的士子再闹事情，国家危矣！”
身兼殖民地部尚书的郑洪显然也知道渤海国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