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耀南的封锁对鄂中的商贸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再大的影响，也比不上鄂中政府逐渐走向了士绅富商的对立面。好在，鄂中主要的经济在于内需的增强。
新民大学与军工以及建设投资中没有纳入价格体系的部分被统计出来后，让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这让整个鄂中用于教育和科研的经费直接超过了生产总值六成，真正用于军费开支的只有两成。政府和其它开销不足一成。
这个结果让蔡元培也不好意思了。他主动上缴了税收，并宣布不要政府返还，用以支持地方建设,并把旗下的工厂全部划给了政府，只需要按照股份分配利润和缴纳专利费用即可。李大钊成立了一个全民资产委员会，来协调管理这些资产。同时把森林和土地，矿产也全部划入了这个委员会管理。
不过张春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情况，政府还是需要拔出三成的税收来支持教育。只是不要把这些税收集中在新民大学一家而已。各县市的基础教育也要划出一定的比例。
实际上，统计局也只是逐步清理，另外还有一大块，就是各县的粮食储备库。这一部分有数据，但是没有价格。是作为农业税收上来的。归各县政府管理。大部分是调拨以工代赈和军队使用。也有一部分用来打压粮商哄抬粮价的行为。由于其他商品都可以出口，但是粮食被命令不得出口，所以这几年积累了一个庞大的数字。这还是将三年期存粮划拨给了食品企业的结果。而这种划拨近乎是无偿的。这些全部要纳入价格体系。
按照张春的说法是建立科学的市场体系，而完整的税收体系是建立在市场体系之上的。新民大学长期以来代替政府起到了培育市场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不应该新民大学来做。如果真这样做了，新民大学就是国中之国。
培育市场是政府的工作，利用税收来支持科研，并保证让科研成果及时转化，形成产业化，让更加多，更加便宜的商品进入市场。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工作极其繁重。整个下半年，鄂中政府都在做这些事情。张春也盯在哪里，各工厂因为被纳入价格体系。自然就会建立成本核算体系与定价机制。而为了规范各种商品的定价行为，政府又成立了物价局，用以限制厂家和商家提取不合理的利润。
张若茗也参与到了商业与物价体系的调查研究当中，她试图利用这些统计数据。建立一个经济地图或者说经济数据模型。这将创立贸易学院的经济理论基础。
这个想法让张春也不得不佩服。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公布《党纲》，提出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国**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实际上是命令国共合作。苏联明确支持孙中山夺回广州，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孙中山与俄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表明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同时也表明苏俄政府对孙中山的支持。
这次举动，再次抛开了**。完全把**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一些党员纷纷跑到了荆州。不过为了兑现国共合作的诺言，受到苏共支持。已经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发动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攻击目标就是直系的吴佩孚。
苏共此时命令攻击吴佩孚，不管是从时机，还是政治上都是不合理的。
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吴佩孚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还非常坚定。吴佩孚在成为直系军阀的领军人物后，日本曾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伊丹松雄到洛阳，称愿助吴佩孚练兵，被吴佩孚严词拒绝了。
曹锟则利用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打击亲英美的势力，吴佩孚首当其冲。直系内部曹锟系与吴佩孚系矛盾激化。曹锟六十一岁寿辰，国会议员纷赴保定。但是吴佩孚未到，派萧耀南为代表。
1月8日，萧耀南、张福来、孙传芳等直系将领承吴佩孚之意，劝告曹锟暂勿作总统运动。
苏共支持孙中山只是中国战略的一部分。就比如马林在明知道与张春意见相左的情况下，还是要借助张春的势力成立**。又利用**，诱惑孙中山同意联俄联共。
苏联与曹锟接触，几天就完成退还被苏联占领土地条约，还有苏联从外蒙古撤军条约。实际上是为了建立一个泛亲苏的联盟。苏联给了曹锟一个以联省自治的联邦制方案为核心的宪法。而曹锟在贿选的基础上，只开了三次会议就完成了民国第一部宪法。而这个方案很可能会得到孙中山的认同，至少是暂时认同。
曹锟的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亲英美的吴佩孚反弹。
张国焘此时发动工人大罢工，且不说是否正义，从时机上来说就是为了打压吴佩孚，完成中国亲苏联盟的建立。
林长民、伍豪将各地的情报传到了荆门，参谋部得出的结论是吴佩孚不可能在此时服软，否则他永无出头之日。何况吴佩孚也不可能放弃武汉和汉阳兵工厂。
大罢工在此时有害无益，会损失掉大批工人骨干。由于詹天佑的关系，京汉铁路工人对于荆门非常信任，武汉党小组在铁路工人中发展异常顺利，已经成为了除了荆门以外，最大的党组织。而全国的党小组中，武汉与荆门实际上是一家。
苏共能够鼓动张国焘，未免有借刀杀人的意思。
如果荆门袖手傍观，情况会非常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