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书院同窗会的现状，基本上也是辽西本地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明朝还是有地方团练武装的，像是辽西，大户就是地主，大户们基本有点自己的武装，在大明的其他地方也是这样，李自成不就死于地主武装手里。
据韦宝所知，在辽西，辽东，还有山东，在明末就有很多乡兵，不过不怎么出名，没什么霸气威武的名号。
人数也不多，除了吴家祖家这种超级大户，能上千人数的私家军队，其他的多为二三十人到四五百人不等。
明末的乡勇们，地主的私家军队，和清末的地主武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
明末的地主武装团练为什么要干掉李自成，清末湘军淮军为什么要玩命的攻打太平天国？因为起义军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
不管是明末，还是清末那些地主武装不可能是真的爱国，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原本的历史中，李自成在北京抄了士大夫的家，儒家大师们自然和流贼势不两立太平兴国信基督教，这是断了地主老财们的根，地主阶级的最典型特征是什么？就是他们受过教育，都是儒家信徒。
儒家大师们和圣人们还不抄家伙和洪秀全干上。
清军入关后，任用前明官吏和地方士绅来消弭动乱，恢复社会秩序和帝制文官系统，开科举来保证士大夫的特权和地位，士绅所希冀的秩序和特权却得到满清新政权的认可和保证。
儒家大师们觉得，这不就是换个东家么？通过科举当官咱们还能和从前一样，至于玩命么？
从魏晋的坞堡主，元末的汉人军头，明清的地主武装，乃至民国的保安团，一脉相承，他们不关心谁当皇帝，不关心谁当老大，谁是什么正统，他们只在乎哪个东家能维护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士绅儒生们对抗李自成还是很给力的。
至少韦宝看来是这样。
目前的大明，各种势力殊死较量，政权戏剧般转换。
韦宝很清楚，不就的将来，不出十五年，大顺政权就能几乎一夜间控制大明北方。新政权旋即派军沿运河南下山东西部，明朝的地方政权望风披靡。
韦宝在想着今天怎么组织这次山海书院同窗会聚会的同时，想到了原来在上一世，看到的一则历史故事。
大顺军甚至可以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在南北漕运中居于中枢位置的运河都市济宁。
大顺官员看到了济宁的富庶，对城里不愿输纳的富户加以苛刑。
逃出城去的士绅开始酝酿重新纠集溃散的九营民兵和明政府散兵，形成对济宁城的包围。
占据济宁城半月的大顺首领对每况愈下的局势愈来愈局促不安，在五月十一日命令所有停留在城里的士绅到城隍庙集合，以便监控和进一步勒索。
士绅们在通向城隍庙的路上有意放慢步伐，密商对策，一面赴庙，一面密传四关乡兵头目与城中士兵之解事者，谋求里应外合抗敌。
兵勇乔装潜入城中，在居民中鼓动、领导公开暴动。
形势陡然逆转，至午夜大顺军全部被歼。
士绅举行了祭奠崇祯皇帝的仪式，同时发牌各州县，擒拿伪官，传檄各路，号召忠义。
几天内附近的多数地方政权纷纷回到忠于明王朝的势力手中，不久，大顺政权在山东土崩瓦解。
前明官吏和地方士绅在各地建立起基层政权，恢复社会秩序。
阶级决定立场。
流贼动了儒家地主们的利益，李自成居然还抄士大夫的家，地主士绅们自然是和李自成不共戴天。
至于清军入关后么，与反抗李自成剥夺他们的特权、家产的归旨一致，士绅指望满清征服者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新的统治秩序里寻得庇护。
在满清征服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士绅选择顺服异族占领者并与他们合作，一反稍前他们对待大顺政权的排拒态度。
其实大顺军乍至之时，济宁及山东各地大都没有马上发生激烈对抗，但当士绅、富户的财产、权利、地位和社会秩序被践踏时，出于对“割富济贫”的恐惧，他们开始反抗，驱除了李自成的农民武装。
相反，在清初，士绅所希冀的秩序和特权，却得到满清新政权的认可和保证。
改朝换代过程中出现的政权空白加剧了治安恶化，山东西部饥民结伙成寇，严重地威胁了士绅—地主阶级的地方霸权。
孤立无助的士绅与李自成、地方土匪发生冲突，而清政权却是以他们的救星面目而出现的。
进占山东之后，满清统治者任用前明官吏消弭动乱，恢复社会秩序和帝制文官系统。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里，逃难到南方的士绅回到家乡，获得宽宥，并恢复了原来的财产和身份。
而运河贸易和水利基本设施的恢复，也促进了地方城乡社会的安定。
清廷还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科举考试以换取士绅的支持。
士绅需要秩序，其实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象征着秩序。
士绅对政治权力，或者说稳定的国家权威的依赖，决定了他们在政权和士绅关系中温顺和合作的终极立场。
总的说来，尽管满清征服者与汉族合作者之间存在所谓正反交杂的双重矛盾心态，彼此还是取得了某种相互适应。
前者需要后者的帮助用儒家符号去统治中华帝国，后者依赖前者的力量获取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