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襄是老谋深算的人，看众人狂热的附和，所有人都热烈赞成吴三辅当这个蓟辽商会的会长，知道大势已定，自己再干涉阻挠，反而给人很假的感觉，遂不再多说什么。
吴三辅倒是仍然很谦虚的模样，咧嘴直笑，“不成的，感谢诸位啊，同窗好友们，还有世家的兄弟们，叔伯大爷们，你们看我像当啥会长的人嘛？我每天不睡到正午，根本起不来，啥事要都指望我，那这商会估计一天就得倒闭。”
吴三辅的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气氛更加轻松。
不过，吴三辅越是这般推辞的，大家却越是铁了心的要推他上台。
这就是地道的中国组织哲学，老大不用很厉害，但是人缘必须得好，必须是那种与所有人都谈得来，宽和的人才能当老大。做事的话，都交给老二老三，这两个位置需要有能力，而且，最好这两个位置的人还不和，经常需要老大从中协调关系，类似的三驾马车，便是最稳定高效的了。
这叫制衡之道。
制衡之道固然有优点，缺点也很明显，很多时候，大家怕出错，都不干活，比赛摆烂，反正不出错便是好事。
尤其是公职机关，都是人浮于事。
如果想制衡，就让他们分成两派。因为他们斗来斗去，自己才会安全。很多政治家都会把自己的手下分成两派，互相牵制。
如果想制造混乱，就要使用均势的办法，让其内斗，只有不断地内斗，搅乱浑水，这才能够有机会，以患为利。
先消除混乱，就要剪除平均实力，让他们没有野心，即使有野心也没有支持野心的存在的势力。不要只扶植对抗一派势力，这对让自己成为斗争对象，要扶植两派。才会稳定。
“势均则斗”但凡强弱一定，或是格局分明，大家也就不需要斗了。
这都是资治通鉴，被很多官场之人奉为宝典的想法。
但是要让内部对立的两帮人马形成均势，达到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对方的态势，这需要老大有很高超的手腕，很难做到的。能做到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超级伟人。
这方面韦宝很佩服满人，元清两朝同样是外族统治，可是为什么清朝却比元朝统治的时间长久呢？
满人汉化和蒙古人不汉化是一方面原因，统治比自己庞大的民族只能跟他们自己的上层结盟。
英国治理殖民地也没有靠当地化，而是拉拢一派制衡另一派，拉拢优待贵族压迫百姓，充分利用当地贵族。
最主要原因是蒙古人没有跟汉族地主士绅和读书人等结盟，重用色目人和底层汉人，大大削减了这些地方上有势力有影响力汉人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当发生民乱时这些地主士绅读书人等立马加入起义军反抗蒙古人。蒙古人没有按汉族习俗执政导致对百姓的控制效率下降。有些地区的蒙古或者色目统治者没有尊敬当地习俗，经常引起民变。
没有中央集权过分的放权自治，导致地方势力庞大，发生民乱后纷纷自立为王或者拒绝服从命令去镇压而观望。
满族人刚好相反，入住中原后高官爵位厚禄安抚前朝军人官员，没有动摇地主士绅的地位和利益，所以这些地主士绅等利益集团立马拥护满族皇帝。
通过恢复科举，继续保留儒家思想的统治定位，给读书人种种特权和荣誉拉拢读书人，使其为自己效忠。
用拉拢来的汉人势力消灭抵抗者，等坐稳江山后慢慢的逐渐的用满人和自己信得过汉人取代他们，排除了隐患。
满人没有放权反而加强集权，通过满汉两派互斗皇帝做裁判员的方式，用汉族大臣制衡满族大臣，用满族大臣制衡汉族大臣，确保皇权的绝对威望，两派相互制衡不会出现那一派做大到威胁皇权。
所以清朝时发生民乱不仅满人拿命效忠皇帝镇压，汉人地主士绅等利益集团也会坚决的拥护满族皇帝。
满族的主动快速汉化也使得满人统治者更能了解汉地的游戏规则，按着汉人的套路出牌。
均势下，要么你自废武功，寻求自保，要么奋发进取，灭掉对手，没有第三条路。不存在，自己又有实力，又安全的这个状态。
这是权谋家对势力判断的时候要切记的。
其实除了‘末代皇帝’崇祯大帝，大明以上几乎每个皇帝都擅长这种制衡之道，崇祯这个愣头青，最大的问题，便是容易刚愎自用，意气用事，想罢免罢免，想杀就杀，还性格偏激，对人的爱恨都很狂热，不爱保留。
这种性格当个偶像明星走娱乐圈还行，当皇帝这么任性，肯定是不行的。
别说当皇帝，性格太刚愎自用的人，可能当个小吏都不行，因为同僚们无法与之相处愉快。
情愿像木匠皇帝一样成天玩乐，大明再玩个半个世纪一个世纪的都很正常，说不定崇祯再能多玩几年，拖过了小冰河纪，即便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依然腐败腐朽，无可药救，但总归能再拖好些年了，拖个百年，二百年，一直拖到八国联军打过来，又有谁能说得准？
说不定，再拖下去，大明的资本主义萌芽真的自己开花结果了，资产阶级真的发展起来了，国家发生剧变，不是八国联军打大明，而是大明在十七十八世纪就能提前吊打全世界，又有谁说得清？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韦宝觉得，历代封建王朝维护统治的关键政策都是如何抑制土地兼并，抑制的好就活的长，抑制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