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现代没有进过体制的关系，所以对现代的官场考核，韦宝是知道的很少的。
他也没有兴趣知道现代是怎么做的。
因为，在现在所处的1625年，不久之前就是张居正的时代。
在考核官吏，淘汰冗官冗员方面，张居正就做的不错，做出成绩了。
韦宝觉得只需要照搬张居正的考成法，已经足够。
考成法，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考核制度，目的是注重考核工作实效提高效率。创立者是张居正。
张居正上疏请行在内政方面提出著名的考成法，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
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最后明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
韦宝现在打的旗号，不正是裁撤冗官冗员嘛。
张居正倒台之后，万历几乎将张居正全盘推翻，但考成法是留了下来的，据韦宝这段时间的了解，各部各个衙门，其实还是有考核这回事的，只是已经名存实亡，不会有人认真对待，也没有人认真搞。
吏部、都察院，这样的重要衙门都三天两头的换人，连内阁的阁臣都进进出出像上厕所一般，还有谁会在意考核官吏？
明代早期已有对官吏政绩进行考核的制度。依据明制，京官每六年“京察”一次，地方官每三年一次大计。
但明代吏治腐败，法令不行，这些制度或者流于形式化，或成为官员们争权手段。
张居正眼见了官场中的丑剧和制度变质，深切认识到不仅要对各级官吏进行定期考察，并且对其所办各事均规定期限办妥，执行“考成法”重要特点即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
张居正的考成法中，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
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万历三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
万历四年，朝廷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给予处罚。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
张居正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张居正立限考成的三本帐，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
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便强调要将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牟取信行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尽行裁撤。
同时，张居正又广泛增添人才，提拔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因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
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
这样得出（六部、都察院、六科、内阁）的问责式架构上，层层查检，内阁总括其成，是内阁成为实际的政治中枢的例证，成就张居正的改革吏制统治体系。
张居正的考成法对廉政建设的启示有三条。
注重考核工作实效，提高效率。
中国历史有一个怪圈，那就是每一个王朝都往往在走入巅峰阶段后，即由盛而衰，无法长期保持这种盛世的局面。
其中原因很多，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一个社会承平日久后总是会漫逸出只重形式不重实效的浮夸风气，于是官场中欺上瞒下，伪报虚报的现象滋生蔓延，政令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考成法正是针对这一弊病而采取的对策，通过“月考、岁籍”的方法促使官员们言行如一，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注重上下级相互监督，完善层层督察与监察制度。
内阁控制六科，六科督察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抚按官，再以两司督察府州县官，是张居正的考成体系的构架，其体系中最巧妙之处在于利用六科监察六部，用品级低的官员监督高官，甚至弹劾高官，这本是明代的传统，明代这一点上做得很多，绝非形式。
在明代的各种史料中，朝廷要员被言官弹劾而辞官致仕的比比皆是。如嘉靖后期权相严嵩就是被御史邹应龙弹劾而致仕的。明代的监察制度相当完善，除设六科之外还有专门的监察机构——都察院，这是司法与监察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精神相一致的。
注重对己有制度的推陈出新，抓好贯彻落实。
张居正是一位讲究遵从祖制的政治家。他采取的很多措施，诸如焚毁书院、整饬边防，甚至一条鞭法等改革都是尊祖制而行的，而考成法一定程度上也是继承了《大明会典》的很多内容。
在他请定考成的奏疏中用大段的文字说明他的考成法是尊祖制的，原来《大明会典》中已有类似考成法的内容。
张居正重新拿出这些已有的祖制，希望“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并加以推陈出新，严格地贯彻落实。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