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诚恳道：“多谢爹，我都记下来了。”
“那你对爹说句实话，你想开辟个辽南出来，是想在关外割据称王？”张维贤直接问道。
韦宝没有想到张维贤会问的这么直接，不过也难怪张维贤有这种想法，毛文龙，辽东将门，都有一些军阀属性了，尤其是不在大明管辖范围内的毛文龙，想干什么事情，大明根本管不了，所以才经常有人借毛文龙想谋反参劾毛文龙。
如果韦宝把辽南发展起来，辽南的情况和东江军的地盘的情况是一样的。
甚至，辽南的优势是东江军所无法比拟的。
因为东江军的地盘毕竟在朝鲜范围，就算是在朝鲜与大明之间，也不行啊，地盘面积不够大，岛上能种几块田地、周边都是山地，又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抵御建奴突击，有点风吹草动就得往岛上逃跑。
所以，毛文龙的基础老百姓顶多养活十万人左右。
兵力顶多三万就封顶了。
这还得有外部条件支持，又得靠人养，自己还得忙着抢东西，才能勉力支撑。
而辽南要是起来了，那就不是十万百姓三万兵士这种规模了。
几百万辽民足可以发展出上百万的纯冷兵器部队啊。
韦宝明白张维贤的想法，微微一笑：“爹，我没有这个想法，若是有不忠于朝廷的打算，我就不用来做这个官了，我相信，凭我的能力，建奴攻不破辽南，十年，二十年，我的发展规模不会低于建奴，完全可以在北方与朝廷分庭抗礼，甚至说的不好听，现在我就有实力攻打京城。”
话说到这个份上，韦宝懒得藏着掖着了，有点犯规的事情，他不想在张之极面前谈，怕张之极大嘴巴管不住他自己。
但是一旦说到了天下存亡，说到了比较离谱的事情，韦宝反而懒得避讳张之极，因为张之极说出去别人也不太会相信。
攻打京城？
张之极和张维贤显然都有点被韦宝吓到了。
“小宝啊，我没有太听明白你到底什么意思？”张维贤摇头道：“你既然忠于大明，怎么敢有如此胆大妄为的想法？这种话是决不能说的啊。”
“爹，我这不是给你打个比方吗？”韦宝笑道：“这里也没有外人。”
“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小宝，你放心，我嘴巴严实着呢，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是有分寸的。”张之极道：“那你既然忠于大明朝廷，没有想过在关外割据，你图什么啊？养活那么多老百姓，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你要等到哪年才能收上地租？”
韦宝微微一笑，暗忖老子做这么多，就是为了收地租？你们这些地主阶层啊，就算是做到了顶级，做到了英国公府这种最最顶层的大地主阶级，也还是地主的想法，就想着收一点地租，格局真的太小。
“人命比什么都珍贵！我虽然有时候迫不得已要杀人，但我一个人，是为了保护十个人！”韦宝说出一句自己都有点感动了自己的话：“君为轻，民为重！”
韦宝尊崇的是历史进化的规律，致力于在这个时代，用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和还没有完全退化干净的奴隶制度。
但是韦宝并不排斥孔孟儒家思想，尤其推崇仁义。
这是华夏的根，没有了仁义，人与畜生何异。
尽管合称“孔孟”，孟子与孔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义”成为了一个词，但“仁”与“义”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
“仁”最简单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同情，它是统摄“义、礼、忠、恕”等德行的最高理想，也是个人修养的最高标准。
所以，与“仁”联想，我们想起宋襄公的故事、想起农夫与蛇，甚至想起懦弱。
义，仅仅是孟子的思想之一，与“义”联想，我们能想起文天祥、想起岳飞、想起“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想起谭嗣同、想起“义学”武训等等。
孔子以“仁”爱天下，其博大胸襟，坚毅不动摇，始终如一，而荣登圣人之位，令世人尊崇;
而孟子以“义”藐视天下，甘当重任，付诸行动，身体力行，无惧无畏，大公无私，义薄云天，剑指帝王，说出：“君为轻，民为重”，其勇气，其置于生死于不顾的胆识，其忧国忧民之心，天地可鉴。
仁的含义多有温文尔雅、宽厚仁慈的意蕴，义的含义多有责任、义气、承担的含义，如“含义”、“讲义”、“意义”、“演义”、“侠义”，义，更多的渗透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仁道”、“道义”就有很大的区分。
孔子的仁需要善良的良心和道德为基础，来作为前提条件，否则这个仁就会培植出许许多多的伪君子，而有孟子的义，你就不要担心这些。
因此有仁不一定有义，不一定有良心和道德;而有义就一定有仁，有良心和道德。
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更不容易，他难就难在他必须取舍，必须奉献，必须为他人的利益和幸福牺牲，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
孟子的义，在现实社会中更实用，更有现实意义，社会更需要义举、需要责任、使命、担当、需要义不容辞、需要浩然正气，需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如果说仁是理想，那么义就是实践;如果仁是应该怎么做，那么义就是规则，就是必须这么做。
当身处风云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