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离开中央，到各地方去做官，是为地方官。
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状元、榜眼、探花直接留在中央，授予官职。
剩下的进士，则要继续考试，合格的进入翰林院继续学习，是为庶吉士。
三年期满后，还要考试，合格的留在京城，授予官职。
不合格者，则发配到地方做知县。
显然，在朝廷看来，京官比做地方官有前途。
那么，在明朝和清朝时期，京官和地方官相比，有哪些优劣呢？
发展潜力不一样。
新科进士如果出任知县，大多如丧考妣，很多士人会感觉仕途无望。
因为，明清时期的士人，如果做地方官，大多都是知县、知州等官，很少能够做到知府、道台的，更不要说，尚书、巡抚之职。
而做京官，虽然起点也不高，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升迁还是不成问题的。
尤其是庶吉士，更是多方拉拢的对象，因为他们的未来不可限量。
后来更是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不翰林不入内阁”的传统。
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有人就代表着资源，也就是靠山，而有了靠山，升迁就会很容易。
传统政治中，党争很严重，随便加入一方，就算有了靠山。
即使不想卷入党争，在都城几十年，几个朋友还是会有的。
说不定以后哪个发达了，顺便就可以捎带一下自己。
还有的京官，如果有机会做侍讲学士，给太子当老师，以后前途更是不可限量。
明朝著名的政治家高拱、张居正都曾做过太子老师，后来都成为内阁首辅。
而地方官，除了上级领导之外，很难找到自己的资源和靠山。
所以，地方官想要升迁就很难了。
名臣于谦在任地方官时，因为入京述职时，不肯贿赂权臣王振，最后竟被投了大狱。
因为朝中无人，没人愿意帮他。
最后，是当地百姓群情激愤，联名上书，王振迫于压力，才把于谦放了。
但是，做地方官的，很少有人能做到于谦这样的威望。
地方官政务复杂，例如知县，不仅负责审案判案，还负责税收、徭役等各种任务。
不仅工作多，而且压力还大，有各种考核，极易出错。
朱元璋时期，地方官每年都要到户部报告财政收支，户部审核通过才能结算。
但是，因为牵涉到一个州县的财政，所以，经常会出错。
如果有账对不上，这就需要地方官回到任职地，重新造册，然后再盖上机关大印再来户部核查。
但是，古时候交通不方便，来回可能就要折腾几个月。
所以很多地方官会在出发时，带着盖上机关大印的空白印册备用。
这是元朝的惯例，在明朝初期也没有被禁止。
后来，朱元璋发现此事，认为欺君罔上，竟然下令所有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这就是著名的“空印案”，共牵连上万人。
明朝著名学者方孝孺的父亲，也死于此。
遇到王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地方官更是可能性命不保。
张鹤鸣之所以不愿意在辽东任经略，就是因为后金当时闹得凶。
明朝官场称：“州县官犹如琉璃屏，触手便碎。”可见地方官压力之大。
而相对来说，京官的工作任务较轻。
尤其是明朝的很多言官，后来更是为骂而骂，没事找事。
京官很多时候，都在忙于一件事情，那就是争权夺利和讨好皇帝，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还是有很多士人愿意做地方官的，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
清朝官员俸禄承袭明朝，俸禄主要由年俸、禄米和养廉银组成。
例如正一品，年俸180两，禄米180斛，虽然俸禄很低，但是还有其他途径来钱。
为了防止地方官搜刮百姓，清朝开创养廉银制度。
正一品官员养廉银则有16000两之多。
而年俸相比于养廉银，简直是微不足道。
其他官阶的养廉银，也比年俸多的多。
有的地方官，贪心不足，有了养廉银之后，继续搜刮百姓，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罗源浩就是因为此，才愿意一直做地方官。
但是，京官是没有养廉银的。
当然，京官也会有一些灰色收入，例如冰敬、炭敬等，这是地方官员孝敬给京官的。
但也只有高级官员才会有，京城小官，还需要继续忍受煎熬。
京官占整个朝廷官员的一半，所以，京城有的是大官。
做京官，就要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得罪人。
而地方官就不一样了，所谓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员有很大权力。
普通京官，只能坐两人抬的小轿，否则就是僭越，会受到言官弹劾。
而地方官出巡，可要威风的多，铜锣开道、衙役净街，还有长长的仪仗，风光无限。
其实，在明朝和清朝时期，无论是地方官还是京官，对于真正想造福于人民的官员而言，两者并无优劣。
而对于想为自己谋私利的官员来说，会因为政策的不同而去认真分析。
但是，这样的官员一旦到任，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也是灾难。
因为依靠种种利用法律漏洞或直接不合法的途径，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并不低，成倍于法定官俸，这种积习成久的官场恶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