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原县自家庄子上逗留了一天，苏宁也想了很多东西，拿着神机查了查一些让他感到疑惑的问题，上了一些专业的网站，苏宁总算是对应急预案这个东西有了一些大体的了解，也对具体的措施有了一些想法，不过目前的大唐和后来的中国所面临的情况还不一样，大唐所面临的情况还要困难得多。
什么设备都处于近乎原始的阶段，数百年大乱把数百年前汉民族的智慧结晶给毁的七七八八，郑国渠、都江堰的建造技术和构想无处追寻，大秦两汉的高超技术已然被掩埋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不知如何发掘……
苏宁没有系统的学过什么水利，他对于大唐而言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千年的思想和知识，至于动手能力，他不会比一个工匠高明，他所能做的就是找到专业的人才，把自己的思想告诉他，然后让这个工匠结合苏宁的思想还有自己的专业能力创造出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技术，而自己作为思想导师随时监管一切的进度。
到最后，也许大唐已经掌握了许许多多超越时代的技术，但是苏宁仍然什么都不会，但是他却是一切的缔造者，一切的始祖，一切就是这么的奇妙……
不过一个人最为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的思想，如果思想足够开放，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思想才是人类真正的灵魂。
想了很久，苏宁觉得还是要向李二陛下说一说这个事情，毕竟居安思危是对的，防患于未然更是必要的，大唐需要足够的能干的官吏和足够的应急救灾的官员，苏宁觉得应急储备物资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几乎所有成熟的现代国家都会准备这样的应急物资储备仓库，各地都有，一旦发生险情，立刻开库救灾，争取中央政府救援物资抵达的时间。
不管这样的物资能否准备齐全，日后的运作是怎样的，制度上总是要确立的，有了制度，就不用担心别的，就好比门下省封驳皇帝旨意的制度一旦确立，给事中的制度应运而生，李二陛下的皇权就要顺理成章的受到限制，下发的圣旨要是门下省各大佬尤其是给事中不签字不同意，圣旨就没有效力，就要打回去重来，李二陛下再吹胡子瞪眼，遇上一个骨头硬的给事中，也无能为力。
杀了？换了？除非想被史官在史书里面骂，否则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皇帝都会选择发一通脾气拂袖而去，认栽，若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等这段时间过去了，所有人都淡忘了这件事情，找个由头再把这个给事中给免了，当然还得经过门下省的审核……
所以制度上一旦确立了，法律上也就是允许的了，所谓封建时代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其实这样说是不准确的，比如李二陛下就会被法律所限制，虽然这样的时代维持的时间不长，其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也都是存在污点的，可是不论如何，这个时代还是在公元七世纪的中国真实的存在过，并在以后无数次的重现，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苏宁就是冲着这个去的，而且应急预案制度一旦确立，对于大唐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制度上的；可是人治的环境之下，将不可避免的出现贪官，哪怕法治还是一样，所以应急预案制度所附带的应急物资储备制度，也将是贪腐高发点……
可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应急物资都是绝对不允许掺有一丝水分的存在，因为这是用来救命的；可也正是因为这些物资的重要性，所以平常不会用到，谁也不知道下一次大灾难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所以贪污也就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发生。
回长安的路上，苏宁甚至想要向李二陛下建议成立廉政公署，专门打击这种贪污腐败，但是考虑到皇朝的现实情况，谁也不敢保证这个时代的廉政公署不会成为“贪污腐败总局”，而且人治社会，没有法律的威权保护，谁能保证廉政公署那些触动了既得利益阶层利益的正直官员的生命安全？香港不也是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吗？
当贪污腐败成为社会的潜规则的时候，法不责众，也就成为了真理。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个时代可以做廉政公署专员的人大有人在，比如魏征，比如孔颖达，比如马周，比如王玄策，他们每一个都是敢于触怒皇帝，挑战皇帝威权以保护心中真理的正直之士，尤其是马周这个奇葩，敢于对封建世袭制提出质疑，当然，封建世袭制就是封建制度的最大依仗，都不能世袭了，皇权不也就受到了威胁吗？
当然马周是不会知道有一种政体叫做君主立宪……
苏宁可以预料，在没有法律的绝对权威保护的时代背景下，廉政公署可以焕发一时的光芒，可是最终将成为花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抵达长安的时候，是下午了，大唐的官员们一般只上半天班，绝大部分官员都是上午办公，下午休息，每十天可以休息一天，算的上是比较宽松，上午办公的话下午就可以和二三好友一起去崇宁坊喝喝花酒，和花魁小娘子谈谈人生理想之类的；这个时候除了必要的值班官员，政府办公部门都是没什么人的。
加上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是东西两市开市的时间，所以下午的长安显得格外热闹，不过相对应的，皇城里面可就要冷清一些了，不过这也好，正好这也是苏宁喜欢的。
弘文馆读书的皇二代和官二代们都有专门的腰牌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内宫除外，苏宁虽然不是皇二代也不是官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