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政通人和，正在稳定的发展着，但是其他的国家却没有这样的运气了，比如波斯帝国，自从阿拉伯之役结束之后，波斯帝国就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所谓内忧，就是立下大功的军方集团和把持政权的顾问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还有随之如来的军方内部骑兵和步兵之争以及顾问内部的政权之争，还有民间的起义反抗斗争。
至于外患，当然就是罗马帝国的步步紧逼，战争结束之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重新进入了对峙状态，若不是大唐军队的介入，要求双方保持最后的理智，估计两国真的要不计生死的决一死战，虽然在那之后两国也爆发了数次十万人以上的会战，但是都没有发生过皇帝御驾亲征的战斗了。
罗马帝国自己也不安稳，国内的反战情绪相当高涨，民众不堪重负，不堪严苛的赋税和繁重的徭役。还有更加惨无人道的兵役，被逼无奈从而揭竿而起者不在少数，渐渐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双方都没有精力和对方决战，没有经历和对方扯皮，于是秘密签下停战协定，掉头都在那儿忙着镇压国内起事，后院起火的事情可不能做。
相比起来。阿拉伯特区之内的安定和和平却是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所没有的，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当然了。波斯帝国比起罗马帝国的底蕴深厚，要更加麻烦一些，不仅仅有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还有一重更重要的忧患——民众的潜逃。
如果说中国汉族是世界上最温顺的种族，那肯定是不正确的，人都是一样的不管经过了多少文化的熏陶。本性不会变，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这一点大家都一样，头上的政府只要做的不是太过分，大家只要还有饭吃。就不会起来闹事，除非被逼到了绝境，才会出现起义，但是既是如此，起义的还是少部分，想方设法活下去的，才是绝大多数。
换言之，不到最后不反抗，说的是绝大多数人类。
所以相对于波斯人离大唐比较近，罗马人只有反抗一条路可以走，而距离大唐比较近且有先天优势的波斯人有更多的道路可以选择，他们不会反抗政府，他们害怕；但是之前，大唐军队和军人给了他们很好的感觉，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无法承受国内的高压之后，选择了逃向大唐寻求庇护——那些大唐来往的商人告诉他们，大唐的生活很好，而且人民除了缴纳一部分赋税之外，不需要承担徭役。
他们战战兢兢的逃向大唐，一开始还比较拘谨，他们不知道那些威武强大的大唐军人会不会接受他们，他们派了几个代表悄悄的来到大唐边界，缩头缩脑的和大唐军人进行交涉，表示他们很饥饿，希望得到食物，希望有安稳的生活，并且已经无法承受波斯政府的高压政策了，他们渴望和平。
大唐军人没有驱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拔出刀剑，而是找来了军官，军官不能决定，就去找将军，找到了边军统领大将焦长河之后，焦长河表示不论别的什么，他们已经很饥饿了，还有很多的妇孺老人，出于我们的良知，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我们远征阿拉伯的时候，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粮食，我们应该让他们有食物可以吃。
于是第一批波斯难民从大唐军队这里的到了大唐的食物——大米和肉食，他们吃得很香，那一批难民都得到了食物，他们对大唐感激不尽，大部分人带了一些没有吃完的粮食回到波斯给他们的亲人吃，而有一小部分，大概几百人，跪在焦长河身边，说他们不愿意回到那里，他们希望可以成为大唐的子民，交纳赋税，遵纪守法，哪怕比一般的大唐人缴纳更高的赋税也可以。
焦长河和边军将士觉得很震惊，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府和统治政策，才会让波斯人放弃他们的祖国，投奔大唐而来？那时已经是贞观后期，大唐已经强盛很久，朝廷政策也温和了很久，大家已经习惯了富足安逸没有徭役的生活，正是因为亲人有这样的生活，他们才会选择从军报答朝廷，所以他们一时间并不能接受波斯政府还在进行着惨无人道的统治。
正义感泛滥的焦长河开启了一个先河，总计五百二十七名波斯难民在没有得到安西都护府大都护同意的前提下，进入了大唐的领土中，首先安置在边军军营里面庇护着，焦长河派人快马报告安西都护府，希望可以接纳被压迫的濒临死亡的波斯难民进入大唐境内避难，他们愿意成为大唐子民。
这个先河一开，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第三天，总计三千一百二十六名波斯难民一起来到了波斯大唐边境，男女老幼一个不缺，甚至还有在襁褓中号哭不已的婴儿，焦长河面对这种架势也震惊了，不敢擅自做决定把这样多的波斯难民放入大唐边境，他也预料到了，一旦他允许这些人进入大唐边境，下一次来这里的，估计就是三万人了。
在人口决定一切的时代，人口就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波斯政府会如何反应？
焦长河坐不住了，他把指挥权交给副将，命令副将暂时不要让他们进入大唐国境，只是供给他们粮食，让他们在外面等待，他决定亲自赶往安西都护府请求大都护决断，不，不是大都护，是皇帝陛下的决断。
然而就在焦长河赶到安西都护府的当天，在波唐边境发生了波斯官员和军人追击而来砍杀波斯难民的事情，那名副将比焦长河还要正义感泛滥，当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