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景象大大出乎了我们的向导的预料，出于是中国人的原因，他甚至比我更加要对这些景象感到震惊。他不停地跟押送我们的人员问东问西，甚至都不怕引发他们的不满。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关心这里的事，他告诉我，他已经被这里的景象所打动了，甚至已经决定得到自由之后马上返回家乡，将自己的家人都接送到这边来，以便让他们也享受到这里的生活——哪怕这里的生活是一个明帝国的反叛者带来的也无所谓。
我是能够理解他的想法的，不过我还是善意地提醒了他，因为迁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这里再怎么繁华，如果带着家人来到这里却没有谋生手段的话，那对他们一家恐怕是一种比留在家乡更可怕的煎熬。
而我的向导则说，他并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跟人问清楚了，实际上这里非常缺乏劳动力。因为赵进势力打算大规模开发这一代的农业，甚至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农垦厅，在这个机构的统一规划和指挥下，附近的农业生产正以庞大的规模发展着。
而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徐州实际上最近一直都在招募劳力分配往他们的各处农庄，我的向导说赵进势力对农民的出产收取得并不多，至少比家中要承担的租税少很多，他只要和家人努力，就可以留存许多粮食，而且不用承担朝廷颁下的种种可怕的税赋。
说到这里，我就知道他的主意已定了，而我并不打算劝他改主意，只是代主祝福了他。
比起向导只想让自己的家人过得更好来，我的想法要更加深一点。
在我看来，赵进势力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已经取代了朝廷，在这一代实现了有效统治——他重新规划了土地，并且承担了建设工作，甚至还已经完全取代了朝廷的收税权，可以说在这一带，他们才是政府，只是名义上还继续承服于明帝国朝廷的统治而已。
这种封建主拥有领地一切统治权、仅仅在名义上臣服于最高统治者的形势，在我们欧洲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在明帝国，除了遥远的边疆之外，几乎是难以看到的，甚至闻所未闻。在澳门熟悉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早早接近两千年之前，一位伟大的皇帝就已经取代了周王朝统一了中国，然后剥夺了这种封建主特权了。
到底是什么人，居然能够实现这样的事业呢？
我不由得对那个名叫赵进的人充满了兴趣。
带着这种兴趣，我开始怀着目的和押送我们的人交谈，不动声色地套取他们的信息。
好在，这些人都对赵进十分崇拜，因此我并没有费多大的功夫就得到了大量的信息。
听他们说，他们的领袖还十分年轻，甚至还不到三十岁。
对于这么宏伟的事业来讲，这个年纪年轻到过分了。以至于我们碰到的某些中国人还私下传言，给他们势力的急速蹿升附会上了一种神秘色彩，比如在他出生的时候，有一种神奇的动物或者有一种神秘的自然现象出现等等。
然而，就我的观察来看，这个势力的急速崛起并不十分神奇，而是有其脉络可循的——他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以工商业为主导的势力集团。
在它之前，中国有一些商人集团，某些甚至还富可敌国，但是还从未出现过这种同时实现了对土地、矿产、作坊、农业和资本同时进行控制的工商业集团。
这个叫赵进的年轻人，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徐州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网络，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并且用这些利润来支撑他的政治利益，甚至还养出了一支军队——他就像美迪契家族那样，用商业财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其规模和速度，就我看来比美迪契家族还要惊人。
这是努力和天分带来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神秘主义的缘故。
而在我看来，努力比神迹更加值得敬佩。
随着我们一路北行，越接近于赵进势力的核心地带，我们愈发能够感受到这个地区异乎寻常的富裕，相比较于其他地方日渐凋零的农村，这里的乡民们显然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谋生手段，因而生活水平远远超出其他地方。
并不是纯粹农业上的原因。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片土地的土壤，然后发现并没有和一路上经过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甚至可以说，相比较于气候更加温暖湿润的南部，对于作物来说这里的气候反而更加恶劣，按理来说，这里的农业条件显然是比不上我们一路所经过的那些地方的。
那么，从逻辑上来看，这里的富庶，更应该归结到赵进集团和人们的努力上面。赵进集团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而且减轻了对领民——您应该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的压迫和负担，让这些勤劳的农民可以享受到自己劳作的成果。
在对徐州的一切产生了更大的好奇之后，我决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更加深入地观察这个急速发展的地区。
十分不幸的是，我们的俘虏身份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自由，使得我无法去访问我感兴趣的地方并且同这里的人交流。不过，这个难题很快就因为一个意外而迎刃而解了。
作为传教士，我们都会一些医术手段，而这些我们辛苦学得的知识很快给我帮了大忙：在一路上行进的时候，我们经过了押送我们的巡逻队队长的家乡，而当他经过这里时，他突然从家里人那里听到了自己的弟弟得了急症的噩耗。在他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