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云忍无可忍，一个夜晚，阿云趁韦姓男子就寝于田舍时。带刀子去杀他。因为她力气小，刀子质量差，砍了几刀却不能将韦姓男子杀死，只断其一指。
第二天韦姓男子报案，登州知州许遵迅速查到阿云头上，将阿云带上来。阿云供认不违。许遵问了事情经过，认为阿云订婚之时，服丧期未满，故与韦某的夫妻关系不能成立，应以普通人处理，然后上报朝廷。
审刑院与大理寺认为必须按照谋杀亲夫罪判处死刑，许遵又上奏，那么不如这样，就算是夫妻关系得到承认，宋律还有一个规订，如果被告能主动供认犯罪事实，应该按自首论处，减二等处罚。
但问题阿云算不算投案自首？许遵抓住她后，她才招供的，只能说没有用刑，主动招供了，是坦白从宽，而非是投案自首。那么再按规矩办事，交于两制商议，王安石与司马光商议。王安石说谋与杀是二事，虽谋，未杀。司马光说，谋杀，犹故杀，皆一事，不可分。
两人争了起来，司马光没有争赢王安石，于是胡说八道，居然将此案上升到了国家社稷生死存亡的层次上。赵顼听了忍无可忍，亲自裁判，赦阿云死罪，但判了n年有期徒刑。
准确说赵顼判罚是对的，就算是有意杀人，也不过一个杀人未遂，况且其婚姻非是父母包办，而等于是叔叔惨忍变相地卖给了韦姓男子，又是在守孝期内。无论从那一个角度，也不当死。
但就是这个女子，几年后大敕出来，结婚生子，都快忘掉了这段悲伤的往事，却又让司马光翻将出来，派人去登州勒拿，活活斩死。
何必之！
所以谁说司马光是君子，王巨就会与谁急，有这样的君子吗？何谓君子，君子温涧，温润似玉，象玉一般的美好。这样的心性是玉吗，是温涧吗？
冬至就快到了。
王巨曾暗中进谏，什么南郊祭北郊祭明堂祭，得适度地减少。但今年是赵顼真正上位的第一年，改元第一年，南郊祭是避免不的。
因此曾公亮率群臣上书，河朔灾伤，国用不足，请今年岁亲郊，两府不用赐金帛。
司马光认为赏赐两府不过花费两万贯，就是节省下来，也不足以救灾，应当从两省（包括中书门下两省所有文官）与宗室刺史上的武将武臣，都将赏赐减为半额就可以了。这样大家既得到了赏赐，因为人数多，节省的钱帛也更多。
他与王安石、王珪进宫领旨，司马光又说：“救灾节用，应从贵近之臣开始推行，至于两府官员，不妨由他们随意推辞，不必下诏取消。”
王安石在边上说：“常衮曾经推辞堂食，当时议论却以为常兖既知不能，应当辞位而不当辞禄。而且国用不足，不是当今急务。”
这个常衮是唐代宗时宰相，性清高孤傲，不妄交游。为政苛细崇尚节俭，反对腐败。说白了一点，就是那种常做坏事的清官。
唐朝每天会赐厨食给宰相吃，谓之堂馔，常衮罢之。政事堂有后门。是宰相到中书舍人院之门，以便于咨访政事，常衮自视其高，又将其门堵死。于是便凭借主观想像用人。就象范仲淹那样，大笔挥一挥，最后唐德宗上台，贬出京城。因此议论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才能优贤崇国政政。如果感觉自己没这个能力做宰相，那就辞位，而不是辞这点禄食。
王安石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国用不足，更不是两府宰相拒绝这点赏赐，而是你们得想想办法，不想办法，靠节约这点钱，解决不了问题。
作为吧，老人们！
司马光不知是真没听懂还是假未听懂。立即说道：“常衮推辞赏赐，比那些既然赏赐又要权位的人贤多了。国用不足，真是当务之急。”
若是听懂了，其心可诛的，这分明是在巴结两府大佬。
“非也非也，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王安石也避了过去，他同样不想过份开罪两府大佬。
“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会辞敛民政的人罢了，民穷而为盗。绝非国家之福。”
“不对，善于理财之人，赋税不加，而上用充足。”
司马光如同挨了一记天雷。先是目瞪口呆，然后立即气愤地说：“岂有此事，天地所生资源有限，不在民则在官，如下雨，夏天多雨而成灾。则秋必干旱。不增赋税而上用充足，不过是设法夺取人民利益而己，害处更甚于加税，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记录下来了。到了汉武帝末年，盗赋蜂拥而起，几乎酿成大乱，如果武帝不悔悟，则汉朝几乎灭亡。”
两人才学好，引经据典，可怜老王同志听得瞠目结舌，大半天后才说道：“救灾节用，应自贵近之臣开始，司马光的话说得对，但是赏赐所费无几，不赐则恐伤国体，王安石说法也对。只好请明主来裁定。”
赵顼同样听得头痛，不能再吵了，两人再吵下去，整将所有史书经义一起要搬出来显摆了，于是说：“朕意与司马光相同，不妨不批准他们的辞书来答复他们。”
但他也老王一样，两边和稀泥，虽同意了司马光看法，却让王安石写诏书。王安石于是在诏书里又挟杂私货，用常衮之例责备两府。
实际这两种思想冲突成了后面的主旋律。但究竟谁说的对？无疑王安石说得更准确，事实不要看后来，就看宋朝，没有加多少税赋，国家收入却在稳步提升。
想想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