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宴后，朝廷开始了大动作。
先是整顿各个坑矿，这次整顿一直持续到明年四月，几乎将全国国有的六成坑矿一起拿出来，承包给私人经营，一下子清空了九成以上经营出现问题的坑矿，释放了近四万名匠户与各色亭户。
而且朝廷还制订了矿务条例，如果各州县查看坑矿产量以及管理课解的胥吏，对各矿主进行敲诈勒索，轻者杖笞，重者流配。
不过各矿主如果报账不实，避纳朝廷课解，以漏税罪惩处。
何谓漏税罪，也就是新商税的律法。
这一回朝廷真的执行齐商税了。不论何人经商，必须按照朝廷制度交纳商税，偷税五十贯以下来，笞，一百贯以下者，杖，一百贯到五百贯者，查没其所有商货，五百贯到一千贯者，除查没其商货外同时还处以其商货价格的罚金。一千贯到五千贯者，除上述惩罚外，其管事或主人处以流配之惩，五千贯到一万贯者，则黠字流配，超过一万贯者，死！
胥吏若因对方地位尊贵而包庇之，或者贪污包庇使商贾漏税者，与商贾接受同样的刑罚（也就是除了罚物罚金外的笞杖流配与死刑）。
同时鼓励其他百姓或商贾举报，一经核实，官府对举报人保密，并且从其罚没的商货与罚金中抽出一半，以做奖励。用此来一个全民监督。
但还没有完，如果任何邸店接受无朱钞（场务开的收税凭据）商货，或者朱钞份额明显不足，等同漏税商贾惩罚，也就是除了刑罚外，同样要处以罚物罚金。
如果外戚与士大夫有家人行商者，须本人写下证明并且盖上印章，由各场务保留其有印章的本人证明，另外紫钞，税赋减半。
比如文彦博家的管事去买或卖一批货物。必须文彦博本人写下证明，再盖上文彦博的印章，然后税赋才能减半。
够客气了，但到时候文彦博是否得写这个证明呢？
难啊难……老文一定会头痛万分的。其实这才是一个梗……！
同时各市舶司榷香只要榷其商贾的一半商货。为何有这个补充，实际是宋朝的榷香制度是霸气测漏，香料要专榷，玉石珍珠也要专榷，连挂钟都要专榷。因此导致了与彼岸产生矛盾。
然而这是彼岸，实际各个海商不可能将这些香料玉石交给市舶司专榷的，往往八成以上，都通过走私渠道流入民间。
反正以前宋朝的商税是一个大黑窟窿。
可面对这种史上最严的商税制度，等于从陆地各个源头将走私渠道掐断了。因此要拂平海客的情绪，所以才有了这个制度，一半归市舶司，实际就是归内库专榷，一半交给海商自己出售。
这道制度印了几万份，发散下去。张贴于各个场务、州衙县衙与闹市街头。
至于它能不能做到真正的齐商税，或者会产生多少纠纷，现在不得而知。
不过王巨现在“发疯了”，没有一个人敢抗议。那就执行吧，或者说贴一贴，是否执行与本官无关，那是胥吏的责任……
各有各的想法。
然而王巨第二道诏令下来了。
从此以后，朝廷免掉所有宽剩钱，同时因为房宅与大牲畜不计入户等，导致许多户等下降。免役钱同样因之减少了一百三十一万贯。实际算起来宽剩钱同样也减少了不少，然而那都全免掉了，就不用再说了。
因此朝廷自此以后，每年拿出三百万贯钱。将这个减少的免役钱填补起来，余下的则用来增加各胥吏差役的薪酬。这样分摊下来，每一个长役，一年基本可以提高四贯钱的收入，短役每天则能提高二十文到三十文。
虽然还不能保障一家人的温饱，不过肯定能改善其原来拮据的生活。
同时又拨出一百万贯慈助贫困州县或者一些特殊的州县。
比如陕州。本来就是多山少平原地区，再加上一个三门漕运，将百姓坑苦了，因此越穷困就越穷困。执行了免役法后，这个情况仍没有改观。
因为贫困，征不到多少免役钱，免役钱少，差役数量又庞大，那么摊派到差役身上的薪酬也就少得可怜。张方平反对免役法，并且用西川的一些情况来做证明，那也是事实，可是主要原因一就是缺少货币，二就是这些地区极度贫困，百姓因摊派了免役钱增加了压力，可是差役得到的役钱却少得可怜，大家一起继续活在苦海里。
所以这一百万贯钱就是用来改善这些州县的。
这道诏令惊动了一个大佬。
致仕后在老家应天府养老的张方平看到后，立即来到京城。
见到王巨后，张方平立即问道：“王子安，未来银行司一年可能会得到多少盈利？”
“张公何来此言？”
“王子安，你撒了不少钱吧。”
在这个时候，论真正懂经济的大臣，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张方平，一个是薛向。不过薛向死了，张方平因为与王安石较劲，思想变得激进，王巨明知他就在应天府，离京城很近，但也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但这个大约的账目，对于张方平来说太简单了。
就象第二道诏令，当然，一下子就将他以前所说的西川免役之苦解决了，可这是用钱来解决的。朝廷拿出四百万新贯，相当于五百余万旧贯。而原先朝廷每年宽剩钱就接近了五百万贯，一进一出，朝廷等于损失了一千万旧贯。
还有呢，青苗贷没有了，又是近四百万贯的损失。
房宅税没有了，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