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后，新任的东中郎将赴任，赫然便是郭斌的熟人，河东太守董卓。
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而且他不仅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通晓武艺，骑上骏马，能带着两只弓箭，左右驰射。所以说，任何一个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之人，都不是侥幸。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上海黑帮巨头杜月笙，迹前也因一手削鸭梨的好刀法，人送外号“水果月笙”。
此时的董卓，由河东太守任上拜为东中郎将。太守秩俸二千石，中郎将秩比二千石。汉郡守俸禄为两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而比二千石，则为月俸谷百斛。不要小看这二十斛粟米的差距，这非但是实际利益上的差距，更是地位的差距。
《汉书·律历志》记载：“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
斛是一种量器，呈直口直壁的圆筒形，平底，腹两侧各有一柄。东汉的斛，尺寸为:高24.5、口径36、底径34.4、深22.6厘米。根据1976年6月1日国家计量局度量衡史小组用小米所测，东汉时期，一斛的容量为2o42o毫升，即2o.42升。
根据史学家们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大致可以知道汉代西北边疆的士兵每月的口粮，约为三石三斗三升。石与斛等同，二十斛约相当于六个边军士卒一个月的口粮。而为了鼓励戍卒家属到居延安家，家属也给口粮，所以有“家属名籍”。只是家属的口粮较之正卒则要少许多：一岁的每月一石，二岁至十岁的每月一石六斗，十七岁以上为二石六斗一升。因此，可以知道，边卒每月三石三斗三升的口粮，肯定是有余裕的。
而在前线，士卒能到手中的粮食，则肯定不会那么多了。
因此，你即便是在汉朝做到了省部级高官――太守，以你每个月的一百二十斛粟米，也仅仅能够养活三十六个边军。若再加上几个俸禄肯定过戍卒的属官，可能你一家人都要吃不饱饭了。
而且做官做到这个份上，大都是家中有田的大地主豪族，也没有人会在乎那二十斛粟米。然而，官场最看重的却是论资排辈，二千石与比二千石之间的差距，便实在是大得很了。
所以说，董卓从二千石的河东太守拜为比二千石的东中郎将，可以说是降职了。然而，从两者的地位与实权上来说，却是翻了过来。
太守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而中郎将，则为武官，秦置中郎，至西汉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将以统领皇帝的侍卫，属光禄勋。
大汉朝一百零五个郡国，便有一百零五个郡太守与国相，而天下间能率领大军剿灭黄巾的中郎将，则仅有三人。
这样一对比便明确得多了，太守官秩比中郎将高半级，为一地的行政长官，主管民政；而中郎将官秩虽低半级，却是皇帝侍卫的统领，地位极其尊崇。若换成今天的话来讲，太守，约等于如今的市长。而若将光禄勋比作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话，中郎将则相当于如今的中央警卫局下属的中央警卫营的长官。
然而，不要小看这个中央警卫营，它可是正师级编制，军衔大多为少将，手下都是传说中的“中南海保镖”。
若以此做类比，中郎将其实是极得天子信任的重臣才得担任，名位虽不甚高，却极为尊贵，乃是“中央的人”。因此，卢植、皇甫嵩、朱儁被拜为中郎将，统领大军剿灭黄巾，更多的是荣誉。而且，若表现得宜，回朝后往往会高升，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再由地方上调到中央的升迁模式。
所以说，董卓这个中郎将的含金量，比起河东太守，则是要高得太多了。不用打听，郭斌用脚后跟想都能知道，董卓这一番升迁，背后肯定有贵人使劲儿了，而这贵人，想必便是何进。
可以说，此时的董卓那是位高权重，春风得意。然而，或者是基于一个高级官员所应有的矜持，或者是出于对卢植身份的忌惮，董卓表现得极为谦逊。而见到郭斌后，更是着力结纳，让仅在何进府上见过一次的郭斌很是受宠若惊，起码表面上是这样的。
接任者已到，卢植便再没有理由滞留在大营中。因此，郭斌当日便护卫着卢植往京城行去，刘备因白身，不受董卓待见，也一路随行，服侍卢植甚是殷勤。
其实董卓最先是想让郭斌留在军中效力的，按照道理来讲，郭斌也应该留在广宗军中。为什么呢？因为郭斌与刘备的身份不一样，刘备是白身，他进入军中助阵，是道义，而他事毕而去，则也是其自由。
而郭斌则是天子亲封的伏龙亭侯，以骑都尉统领越骑营七百骑兵，是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官军，而且所统领的军兵，虽是他自己招募，却是实打实的中央军。中央军就要有中央军的责任与担当，就要有中央军的纪律性。郭斌前来广宗城，是受皇甫嵩所派遣，名正言顺。而若要执意护送卢植进京，则名不正言不顺，颇有点儿恃宠而骄了。
所幸，他与董卓尚有一面之缘，而且何进的面子也在里面。知道郭斌放心不下卢植的安危，而一路上却是也是盗贼遍地，危险重重，董卓便乐得做个好人，给了郭斌一道将令，着其一路护送前北中郎将卢植进京，不得有误。这样，郭斌便名正言顺地护送着卢植南下京师了，可见有时候有点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