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乡任官的弊端，郭斌就是一个最近在眼前的例子。
郭斌出身便是在阳翟县，伏龙山庄崛起虽速，可是其在阳翟县，乃至颍川郡中的巨大影响力却是毫无疑问的。自起家之初，郭斌便没有吃独食的心思，而是尽力联络乡里豪门。努力使自己尽快融入阳翟县的上流社会，成为可以影响阳翟县中各家豪门的重要力量。
后来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却是将阳翟县中各豪族正式绑上伏龙山庄马车的重要举措。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在天下的影响力毋庸置疑，能够主导重修南宫的大型建筑集团，又岂是浪得虚名的？
随着阳翟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功，越来越多由阳翟县各大豪族联合，共同创立的公司纷纷涌现，无论是阳翟服饰还是阳翟文具，都将整个阳翟县的各大豪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郭斌就任阳翟县令，则更是明确了其在整个阳翟县的领导地位。
后来，在长社之战结束后，为了安顿好被俘的二十万黄巾军俘虏，郭斌通过荀彧联络颍川郡中各大豪族，集合起整个颍川豪族的力量，这二十万黄巾俘虏往塞外迁徙的工作方算得是圆满完成。
这联络颍川豪族的重任，自不是荀彧凭着空口白话地向各大豪族许诺而实现的，这其中虽也有颍川荀家的面子在里面，可最根本的还是郭斌善财童子的名声和从不亏本的事迹。当然，郭斌将醉仙楼开往全国，并每当开到一地便要联合当地豪族共同出资入股的经营传统，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涉及到额度如此巨大的投资，各大豪族自然是权衡利弊，瞧准了方出手的。
郭斌则依靠着塞外三城的巨大成功，依靠着源源不断流向颍川郡的巨额资金，证明了颍川豪族的眼光是正确的。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颍川郡中豪族对郭斌的信任，使得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了郭斌周围。
黄巾之乱后，天子将郭斌任命为颍川郡守，固然有着酬赏功臣的意思在里面，也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和长远布局，更重要的还是看在郭斌的忠心和他在颍川郡的影响力上。若是由郭斌担任颍川郡守，便可迅速整合颍川全郡的力量，绥靖地方，支持中央。要说汉朝还残留着许多封邦建国时期的残余传统，这掌控地方的手段，也可极好地表现出来。
汉朝行的虽确是自秦始皇时候便已经确立的郡县制，在西汉初年也曾有过郡县制与分封制的讨论，甚至在汉景帝时还曾引发了震动天下的七国之乱，可郡县制还是凭借其毫无疑问的先进性和对新时代的适应力，被安安稳稳地推行全国。
然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斗争，却是从来未曾停止过。
在汉朝，较之有自己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有独立的军事能力的封国来说，中央对于郡县的掌控能力无疑是极强的。刘邦初得天下时，以天下的土地酬赏功臣，这既是流行了近千年分封制度的传统，也是当时人们的思维惯性。毕竟秦得天下不过十四年便已覆亡，对于功臣的酬赏，上位者所能想到的只有封邦建国，而天下豪雄所能认同的，也不过是封邦建国。当初项羽灭秦之后也是分封了诸侯，而他自己也不过是个西楚霸王罢了。可见，后人脑中先入为主并根深蒂固的皇帝制度，在此时的社会精英脑中并非唯一的选择，项羽还是只想着做个如周王一般天下的共主。
刘邦通过酬赏功臣，激发天下英杰的积极性，为了他消灭项羽的事业出人出力，可当他将项羽干掉后，却重新面临着当初项羽灭秦后所面临的选择：到底是要郡县制，还是要封邦建国？
得到秦朝图书籍册的刘邦自然晓得郡县制的好处，也晓得封邦建国的坏处，他自然也害怕他所策封的诸侯中再出一个当初“汉王”一样的人物篡夺天下，这可如何是好？但是，天下封邦建国的现实已经形成，各个封国虽确是受刘邦策封，却也保持着其政治独立性，并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若是要将这些封国同时取缔，势必要天下震动，其天下共主的地位甚至会瞬间崩塌。因此，刘邦所定下的计策是徐徐图之，并在战胜项羽后，将天下最强的诸侯“齐王”韩信的军队夺了过来。至于韩信当初如何获得齐王的爵位，也有一番明争暗斗，历史上自有记载，此处便不赘述了。
就这样，刘邦在逐渐削弱乃至取缔异姓王的同时，大肆分封同姓亲信为王，用以牵制异姓王，直到最后喊出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口号。那么，熟知封邦建国制度弊端的刘邦，为什么又要大肆分封同姓王呢？这还是要从当时天下的形式来看的。
此时的天下形势，楚汉之争结束不久，被削去封国后的各个诸侯王的原部属散布各地，而地方政府初立，郡县制度又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权力，因此天下尚不稳定。若是单单取缔了异姓王，那么原来各诸侯国的部属何去何从？这些人多是战国时期六国的贵族，识文断字，通晓天下大势，是难得的社会精英，刘邦夺去天下靠的也是他们的力量。异姓王被取缔后，若是任由这些需要政治地位的社会精英流落社会，无疑会成为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更是面临北方骑马民族巨大压力的新兴西汉王朝的人才浪费。因此，建立封国以绥靖地方，并招揽四方英才为朝廷所用，便成了刘邦最好的选择。
在刘邦看来，这些同姓王除了自己的兄弟，就是自己的儿子、侄子，大家都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