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犹豫徘徊的时候，中组部副部长梁晓华给我打了个电话。
梁晓华说：“苏领导，你给我提供的材料我看过了。我想让你抽空儿来中组部详细汇报一下。”
听了梁晓华的话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便追问道：“什么材料？我啥时候给你上报材料了？”
梁晓华说：“就是省委领导钱有福的材料嘛！”
我说：“没有啊！您是不是搞错了。”
梁晓华说：“哪还有错？你看，明明是你写的，还签着你的名字。”
我说：“这就奇怪了！为什么有人冒充我告钱有福的状？”
梁晓华说：“真不是你写的？”
我说：“不是，肯定是有人假借我的名义给您提供的资料。”
梁晓华说：“没关系，我会妥善处理的。”
我说：“关于钱有福的问题我找机会向您详细汇报。”
梁晓华说：“好吧！再见。”
挂断电话我反复琢磨这个问题。究竟是谁借我的名义向中组部告状的，他是何居心？突然在我的脑海里闪出一个人影，是失踪多年的关友明。关友明被公安局通缉潜逃在外杳无音信，是死是活大家都不知道。如果关友明没有死，他决不会放过我和钱有福。他把钱有福的罪证交给我就是要借我的手整死钱有福。可是，这几年我忙于三河市的经济发展，没有机会没有精力考虑对付钱有福。说心里话，我也有点怕，怕钱有福反咬一口置我于死地。关友明这一举动是想逼我出手和钱有福宣战。怎么办？如果仓促出手没有把握，如果保持沉默不动声色让钱有福先下手也不行。我思来想去犹豫不决。
我坐在办公室里烦恼纠结心乱如麻，考虑如何妥善应对目前局势办法。突然，我心中又产生了退出官场的想法。我太累了，我想休息，想过安静的生活，想离开勾心斗角惊心动魄的官场。我这个人眼里不容沙子，对贪官污吏非常憎恨，自我执政以来三河市的贪腐官员一个个倒台。下一个目标就是省委领导钱有福了，可是凭我现有的能量干掉钱有福还没有把握。虽然我憎恨贪官，然而凭我一人之力不可能把全国的贪官全部清除。所以，我选择了退隐，离开官场的争斗。
我写了一份儿辞职报告还没有来得及送交省委，借调我到中组部的文件就到了黄原省省委。我打电话问中组部副部长梁晓华让我到中组部干什么。梁晓华说中组部成立了一个“干部制度改革办公室”，让我到办公室当主任。这个管干部的职位是很多人盼望的肥缺，我却不感兴趣。在三河市我已经得罪了很多干部，那些在改革中落马的干部早就对我恨你之入骨。如果我当了这个办公室主任，不知道有多少上级领导被我赶下台。我不想陷入这场官场风暴中，向中组部副部长梁晓华提出了推辞的意见。
钱有福从中组部内线那里得知我向中组部告状的消息心中非常紧张，后来又接到中组部借调我的文件更加担心。如果我到中组部任职就可以轻易而举地将钱有福拿下来。所以，钱有福向中组部提出调我到黄原省省委当副领导的建议。其实，我对升任省委副领导的职位也没有兴趣。我不想在风口浪尖儿上折腾了。我要退隐，我要安逸，我要离开官场的争斗。常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不想当救世主，我不想当“苏青天”，我想做点儿平静的具体工作。
调我到中组部的消息传开，很多干部到我办公室里表示祝贺。虽然我到中组部仍然是正厅级，可是中组部是国家机关，是决定干部升降去留的要害部门，那些正副部级官员也不容小觑。可是，我还是打算退居二线不想到中组部任职。
到了晚上9点钟，办公室里的人才打发干净。给我开车的关晓飞忙了一天已经很累了。我打发他回去休息，一个人步行回家。好在我住的地方离市委不远，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家。
走到家属院儿大门口附近，我看见一个人扶着墙一瘸一拐缓慢地行走。借着路灯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儿。她头发凌乱面色蜡黄身体瘦弱犹如大病初愈。
我走到女孩儿身边问道：“丫头，你怎么了？”
女孩儿没有搭腔，却一屁股坐在地上，挣扎了几次也没有站起来。我想扶她起来，她却把我的手推开了。
我又问道：“你是不是病了？如果病了就到医院看医生吧！我给你叫救护车。”说着，我掏出手机就要打电话。
这时候，女孩儿开口了。她少气无力的说：“别打电话，我没有钱看病。”
我说：“没有关系，我给你出钱看病。”
女孩儿说：“我没有病，是饿晕了。”
我说：“你为什么流落街头不回家吃饭？”
女孩说：“我是逃婚出来的，爸爸逼我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儿，我不愿意。”
我说：“太不像话了，如今是什么年代了还有人逼婚？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我得管教管教你的爸爸。”
女孩儿说：“我家住黑宝县王家屯，名字叫王凤霞。我听说三河市出了个‘苏青天’专门儿为老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