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徐清大动干戈的时候，范仲淹、韩琦等人此时在边境也闹出了巨大的动静，从八月开始，范仲淹在皇帝陛下的再三下旨之后，终于接受了参知政事的职位，成为了大宋帝国的副宰相，也是真正的实权掌控者，主导大宋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所谓庆历新政，其主旨乃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其目的，则是为了让大宋开国以来，便一直影响大宋财政的庞大官僚集团得到有效的控制，让更多的财政可以运用到其他地方上去，以避免寅吃卯粮、债留子孙的情况。
当然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一统中国，恢复汉唐之盛世，为此，便要弄出更多的钱来养兵，治国，这才是庆历新政的主旨，而所有的政策便也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范仲淹则是主事之人，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官职田厘清法、官员考评法、更荫补法一一颁布，其所瞄准的对象，毫无疑问，全部都是北宋的上流社会，也就是士大夫、宗亲，所以此法已经公布，整个大宋便陷入了巨大的舆论涡流之中，等这些法令传到徐清手上时，他立刻眉头一皱，知道事情不好了。
其中尤以官职田厘清法最为严厉，将大宋自开国以来所有授予士大夫的官田进行重新划分，把那些士大夫私自买走的土地全部都登记入册，划出官田的范围，也就是说，从今以后，除了朝廷规定的土地可以免税之外，其余的土地则全部都要按照国家法度来缴税。
此法一经公布，立刻让整个中原掀起轩然大波，要知道宋朝的这些读书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而读书的目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考科举，然后入朝为官，成为士大夫阶级中的一员，而为何他们想要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除了能够掌管一方获得实权之外，其中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在宋朝，读书人是有非常大的特权。
这些特权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说老百姓见到父母官需要跪拜，而读书人则不需要，又比如普通人家不能使用奴婢，即便是大富之家，若是要使用婢子，也只能把那些孩子收进来，当做干女儿来养，在名义上是绝对不可能使用奴婢的，而士大夫则可以使用，另外在房子的装修上、出行的代步工具上，全部都有十分明显的区别，而其中最大的区别，便是士大夫所拥有的规定田地，是不需要缴税的。
大宋的农业税与汉唐不同，那时的人收税收的是人头税，也就是只要家里有一个人，便收一个人的税，无论有多少田地，反正都是按人头来收税，可等到宋朝以后，因为土地买卖的高度商业化，很多人明明没有任何田地，却要比那些大富之家交的税还要多，因此宋初之时便改革税法，从按人头收税变成了按照土地大小来收税，无疑这样一来，相比起原本的税法要合理了许多。
而所谓的官职田便也应运而生，宋朝尊重读书人，而读书人在农业社会是没有什么生产能力的，一来手不能缚鸡，二来肩不能挑担，三来不能立于危墙之下，最后还得远庖厨，可以说除了读书之外，便再无其余能力了，也正因为如此，宋朝为了扩大读书的人群，让老百姓都去读书，便颁布了官职田法，其法规定，凡是考取秀才以上功名者，便可以在当地衙门登记二十亩田地为官职田，只要登记为官职田，也就代表这些土地由天子认可，不需要纳税。
这笔钱或许不多，可却足够让读书人雇佣两三个长工替自己照顾田地，养活自己了，这也是朝廷颁布官职田法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社会的人才不需要为生活所累，全心全意的求学，然后考科举，为朝廷效力，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法律了。
可再好的法律，也耐不住有人想要钻空子啊，最开始的时候，官职田法施行的确实很好，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读书人越来越多，所授予的官田也就越来越多，而且在宋朝最开始的时候，占据朝廷理政大权的那帮人，大多都是开国元勋，或者是皇亲国戚，又或者是世家大族之人，而通过科举出头的士子，则大多担任卑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利。
但到了现如今，整个朝堂之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官员，基本上都是通过科举制才成为官员进入朝堂之上的了，而随着这些原本身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慢慢成长为整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一批人，他们的权利自然扩大了无数倍，而古代中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中的人，对于土地的看重是商业文明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即便是官居一品，也根本无法免俗。
所以这些原本的穷酸士子在获得权利之后，立刻便把权利变现成了实惠，他们开始官官相护，将自己买下的私田通过贿赂当地的地方官变成了官职田，从此之后便也不交税了，并且原本说是三代而终，可到了后来，法令渐渐松弛，有些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可却依旧把土地算作是官田，地方政府也毫无作为，任由糜烂。
根据范仲淹和富弼的统计，从大宋开国以来直到现在总共八十三的时间，农业税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降了三成，当这个数字被公布出来的时候，范仲淹和富弼都被吓得抖了好几下，要不是有商业税支撑着，宋朝早就完蛋了。
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开国至今才只有短短的八十三年而已，土地便已经被这些新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