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军队不是只有他有，毛戡鉴也有，至于靠圣上的旨意来压张青北，张青北并不担心，只要选举成功，那么他就是民意代表了，以民意对抗圣意，这在中国屡见不鲜，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手段，毕竟皇帝就是天子，但是中国的皇帝跟古代欧洲的国王还不一样，在欧洲，国王的权利来自于上帝，所以任何欧洲国王想要就任登基，都需要教皇的承认。
而中国的皇帝，登基当然也要获得老天的认可，所以要拜天坛，拜地坛，但与外国的国王相比，中国的皇帝还需要多拜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列祖列宗，既所谓祭祀祖先，这在中国古代人的眼中非常重要，任何朝代都必然会有太庙这个建筑物，同时中国也崇尚以孝治天下，这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另外一点，就是对于民意的看重，唐太宗那句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便道出了帝王的权利根基，不仅仅在于上天，更在于百姓，这种朴素的爱民思想，从孟子时代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唐太宗，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而民意的代表便是孔子，所以任何皇帝登基之后，都必须要祭孔，这不仅仅是表现对读书人的礼遇，更是表示读书人对皇帝的效忠，也代表着天下人对于皇帝的认可。
所以在中国古代，经常会有人用民意来弹压皇权，尤其是在大臣权利越来越弱的明代，为了对抗皇权，大臣们就经常会纠结起民意来对抗皇帝，至于清朝就不行了，毕竟是外族执政，对于民意也就没那么重视了，所以这种方式在中国可谓是司空见惯，而在外国，这种事情就很少见了。
其实当时的欧洲人并不是中国人过得好，甚至要更差，但却没有一个人像朱元璋那样建立起一个由穷人建立起来的帝国，不得不说，这也是制度和文化所导致的，这也是为什么文艺复兴会在欧洲兴起的原因。
文艺复兴，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对于人性的呼唤，对于人权的渴求，这在中国并不是那么迫切的，因为你要想拥有人权，读书就是了，读书了科举，科举过了便能做官，做官了，你自然也就有人权了，所以纵然底层百姓活的不如意，但也毕竟有一条上升渠道摆在自己的面前，不少人还是能够跻身其中的，并不需要真的考上进士，便是考到举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已经称得上是老爷了，这条路虽然不好走，可好歹也有条路，更何况中国历代朝廷都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招收的举人和进士也是一届比一届多，到后来甚至一年的进士能够到三四百人之多，至于举人更是有三四千，不得不说，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底层来说，无疑是有好处的。
而欧洲则是根本没有的，且即便是贵族，从小接受的也是神学教育，整个领地中，最豪华的房子永远都是教堂，而不可能是贵族的私人宅邸，在这种观念之下，人们的yù_wàng就被宗教压制到了极点，而这对于文艺复兴来说是有利的。
俗话说得好，一个人越是缺少什么，就越是要什么，就像皇帝，很羡慕百姓的生活，平淡，但与此同时，百姓也羡慕皇帝的日子，三妻四妾，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大丈夫当如是才对，人总是贪心的，他们想要获得自己没有的东西，这是人的常态，也是人之所以会进步的原因。
所以在古代，欧洲人民绝对要比中国人民活的更加压抑，这也是为什么文艺复兴的生命力会在欧洲如此旺盛的原因，他们太渴望对于人性的追求了，而在中国，这本来就是解放的，在中国，便是春宫图便是直接在书店中售卖的，而大量描写爱情的小说，诗歌更是层出不穷，中国，无疑是世俗化的杰出代表，这虽然让中国对于神明没有了什么敬畏之心，但却让中国人提早就拥有了自己的文艺复兴。
所以用古代社会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古代的王朝对于百姓还是十分重视的，地区受灾，朝廷也会拨款赈济，到了宋朝更是直接充军，让他们可以有一口饱饭可以吃，这都是中国爱民的表现，所以张青北便打算利用这一点来对抗秦王，既然朝廷重视民意，那么自己现在拥有整个新世界城的民意，自然就是天然的行政长官，秦王如果要开除自己，或者是消灭掉自己，就必须要面对新世界城六万百姓，乃至是整个新大陆的敌意，这对于他的执政来说，无疑是很难的。
而且张青北深谙新大陆老百姓的性格，对他们用强，只会让这些老百姓变得更加强硬而已，在本土，如果自己这样做的话，或许赵曙直接派军消灭自己，就能够压制住老百姓的反抗情绪，但在新大陆，若是赵曙派军队来消灭自己，或者是软禁自己，新大陆的老百姓必然会群起而攻之。
这并不是因为新大陆的老百姓就比本土的老百姓勇敢，而只是环境所决定的而已，本土的老百姓大部分生活在富裕安逸的环境中，对于争斗和流血自然是不感兴趣的，而新大陆的居民不同，他们生活在这里，每天都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印第安人、特殊部落、巨型的猛兽，还有未知的病毒，这些都让他们的心理变得更加坚强，同时对于这一套完全凭借自己双手建立起来的制度，他们也有着充分的自信，动这套制度，无疑就是在动他们的切身利益，这也是他们无法忍受的原因。
而在本土，因为权力直接来源于皇帝，百姓自然也就没有了反抗的理由，而在新大陆，权力来自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