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红楼梦》在它诞生之后，大部分看得人是那些文人雅士，而他们掌握着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普通老百姓对三国，水浒，西游的褒奖是很难被记录下来，为人们所传颂的，但《红楼梦》不一样，这些知识分子对于红楼的赞誉，都会通过各种笔记和文章记录下来，流传后世，在话语权的推波助澜下，《红楼梦》无疑是脱离民众的文学，但最终他却能够成为四大名著之首，不得不说是有一定原因的。
但这些东西在民间是很难传播的，文言文的存在，确实是极大的阻碍了民间知识的传播，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中国之所以会诞生文言文，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尚且还没有纸，人们只能把自己想要书写的内容写在动物的甲壳上，字数当然不能太多，所以一句话就只能写的非常简单。
到后来开始有了竹简和丝帛，但竹简非常沉重，若是带的太多，就必须要用牛马才能拉动，而一片竹简上最多也就只能写二十个左右的字，一卷竹简顶多两三百字也就是最大的极限了，而想想看一本道德经就是五千字，也就是需要二十个竹简，一个竹简大约半斤左右，一卷道德经也就是十千克，这还只是一本书，若是把他变成白话文，那起码得十几万字了，这还是按照最少的来讲，也就是单纯的把道德经翻译成白话文而已，里面语言的内涵，注解都没有，若是加上，则恐怕达到上百万字，这得是几吨重的竹简。
至于丝帛，在古代是十分昂贵的，大概只有王室或者是封君才能够做得到，且也只能是偶尔用这些丝帛来写，想想看即便是秦始皇，每天批阅奏章也照样是用竹简，而不是丝帛，就知道在那个年代，丝帛到底有多么的珍贵，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人们写字自然只能越写越少，以期待在同样的地方，可以记载更多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可以尽可能的传播。
在档某鱿郑无疑使得知识的传播更加方便，这是因为载体的缘故，就像后世的电报机一样，刚刚出现的时候，每一个字都需要很高的价格才能发送，民间为了用最少的字传递更多的信息，就只能使用文言文的方式来打电报，有的时候六七个字就是一个一件事，比如母亲生重病，希望远方的家人赶快回来，就会打“母危速归”这四个字来代表大致的内容。
这在现代看来，自然是限制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但在那个年代，电报的出现无疑是大范围的扩展了信息的传播，文言文也是如此，在当时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纸张的出现，文言文显然必要性就不再那么足了，但因为此时借助知识的出现而诞生了一个专门的阶级，他们垄断知识，将那些知识变成自己的私藏，这个阶级便是士族阶级。
他们想要垄断官位，自然需要让民众不能够接触到知识和文化，因此文言文并没有被放弃，而是成为了中国古代上流社会的书写方式，虽然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反古文的运动，也因此看语文课本，几乎越古代的文章越能看懂，而越是现代的文章就越能看懂的原因，尤其是到了清朝之后，朴学盛行，人们不再追求辞藻的华丽，而是将文章变得更加质朴和容易理解。
但即便如此，文言文依旧是十分难以理解的文章，即便是现代的年轻人，受过基础的教育想要看懂文言文依旧很困难，你难道还指望那些古代只读过几年私塾，认识几百个字的人去看懂这些文章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普及白话文，减少人们接触知识的困难，便是这几年徐清着重【m.】在做的事情。
首先便是规定所有的大众报纸，在报道文章时，尽量要始终通用的一千两百个字，不要出现生僻字，能够用简单的文字就尽量用简单的文字来报道，不要卖弄辞藻，比如说马匹，青色的马就说青色的马，白色的马就叫白色的马，不要黑色的马非得称呼为骊，千里马称呼为骥，良马称呼为骅骝，这种词语对于大众来说是十分生僻的，也没有人愿意一边看着报纸，一边放一本字典一个个字的去查，大部分人看报纸是要获取信息，而不是学习知识。
在这方面卖弄辞藻显然是十分没有必要的事情，因此这些文字都不允许使用，在通常报道中，要用日常使用的一千两百个字，一篇文章里生僻字最多不能超过五个，若是超过则不能进行刊发，之所以会允许生僻字的上限，主要是地名，人名有的时候就是生僻字，若是不允许的话，就很可能根本无法报道，另外一方面也是文章的作者，有的时候很难立刻更改文风，要让他全面通俗易懂还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设置一个过渡期，也让他们可以慢慢适应这种新的写法。
通过这种方式人民就能够看懂报纸，然后再慢慢将白话文的使用开始涉及到通俗文学去，让民众可以看得懂一些，散文，提高民众的文学素养，毕竟你让他们短篇，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折磨，而通俗文学要的就是简单易懂，人们可以很轻松的了解这是个什么故事，人们在其中是做什么的，这就足够了。
这也是为什么宋朝的通俗读物销量要远远超过一些诗集，散文集，就是容性很广，人们可以很轻松的理解其中的含义，可以说徐清这几年的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