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后来回忆道：“季诺维也夫已经吓傻了。”
对于季诺维也夫当时的表现，托洛茨基不断地在回忆录中给予挖苦和嘲笑：“……季诺维也夫在顺利的时候，照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在‘万事大吉’的日子里，简直可以爬上七重天。可是一遇到危险，就往沙发上一躺（不是比喻，确实如此），长吁短叹不止。从1917年我们就发现，季诺维也夫的情绪始终处于两个极端，不是七重天，就是沙发，从没有中间状态。这也不例外，当我走进季诺维也夫的办公室时，他已躺在沙发上……人人都感觉到这一点，处处都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我从斯莫尔尼打电话给军用车库，让他们派辆车来。车子很迟才来。我能从调度员的声音里感觉到一种冷漠、绝望和注定灭亡的情绪，这种情绪已在基层行政机关中蔓延。”
写到这里，托洛茨基笔触间似乎很是得意：“我决定采取坚决措施，因为敌人就在大门口。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我的列车小分队人员——他们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可以信赖，赋以重任。这一回我派他们前往各个部门，检查工作，施加压力，建立联系，替代不称职的人员和堵住缺口等等。由于正式机构已经不受到信任，所以我不得不越开好几级，直接下到各区党组织、工厂和军营里去。许多人认为短期内城市将要易手，故而都不敢太出头露面。可是后来人们从自己身边感觉到，彼得格勒不会放弃，必要时还要进行巷战保卫她，于是情绪立即高涨起来。”
“……勇敢和不怕牺牲的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一队队男人和女人肩扛着工具走出工厂，来到街头。有不少妇女背着真正的步枪，或伫立在机枪旁。全城被分成若干区，分别由几个工人指挥部领导。最重要的地段布上铁蒺藜。确定了炮兵阵地，事先测定了射程。各广场和重要十字路口架上了约60门火炮，并全部进行了伪装。河沟、街头小公园、墙壁、篱围和房屋都构筑了工事，城郊和涅瓦河边挖了战壕，整个城市南郊地区变成了一个堡垒。许多街道和广场上还修筑了街垒。从工人住宅区到营房、后勤部队和前沿阵地到处呈现一派新气象。”
写到这里，托洛茨基愈发的得意了：“我专门发布了一道命令——不许谎报军情，把部队仓皇退却说成顽强战斗，明明阵地陷落却知情不报，任何谎报军情者都以叛乱罪论处。军事上允许犯错误，但是不允许作假、欺骗和自欺欺人……当一支退却部队几乎涌到设在亚历山大罗夫卡的司令部时，我随即骑上身边的一匹马，把四周的部队往回驱赶。最初一片混乱，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还在继续后退。我不得不骑着马把他们一个个追回来……”
“直到这时我发现我的传令兵科兹洛夫，一个莫斯科郊区农民出身的老兵，一直紧跟在后面飞跑。他兴奋极了，手里举着左轮手枪，一边追赶散兵，一边大声喊道：‘不要怕，小伙子们，托洛茨基同志在指挥我们……’”
“……溃退了散兵看到了骑在马背上的我，那一刻我感到他们的眼神变了，不再迷茫、不在疑惑……士兵转头开始前进了，其速度不亚于适才的退却。没有一个战士掉队。走了大约两里路，子弹开始在人们耳边呼啸，有几个人倒下了，但是没有一个士兵再次后退和逃跑……这一幕使我深深地感到一定能守住彼得格勒！”
实话实说，托洛茨基在保卫彼得格勒的战斗中是相当出彩的，他及时的稳定了人心，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但是在保卫彼得格勒的战斗中，出彩的可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有许多的人表现并不亚于他，可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没有体现。
比如说李晓峰，在托洛茨基抵达彼得格勒之前，是他的契卡首先开始稳定局势，抓获和处死了一批造谣、散布流言以及畏敌潜逃的反革命份子，这才使得彼得格勒的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为托洛茨基稳定大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晓峰不光是在政治上强势出击，在军事上更是力挽狂澜。位于芬兰湾中的红山炮台就像一根刺，如果不夺回这座至关重要的炮台，当尤登尼奇的大军抵达彼得格勒城下的时候，炮台上的重炮可以将彼得格勒轰个稀巴烂。可以说只有夺回了红山炮台，才有可能守住彼得格勒。
而李晓峰就做到了这一点，在托洛茨基还在路上，当志愿军第二团、三团的主力还没有完全抵达彼得格勒。某仙人仅仅带着一个营的兵力，乘着夜色用一次漂亮的突然袭击就夺回了这座至关重要的炮台。将带头叛变的柳德维斯特上校及其党羽吊死在了冬宫广场上。
解除了红山炮台的威胁，并不光是百年古城彼得格勒避免了炮击之苦，更重要的是恢复了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之间的联系，获得了正确指令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们立刻组织了起来，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往彼得格勒输送了四千名水兵。
这些宝贵的水兵进一步稳定了彼得格勒的局势，他们随即开赴阻击尤登尼奇的第一线，正是这些水兵的加入，让崩溃的第七军终于重新站稳了脚跟，否则，就算托洛茨基抵达了彼得格勒又有什么意义？仅仅一座空城，怎么抵挡尤登尼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