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太祖朱元璋实行重本抑末政策，颁布贱商令。长期的和平环境，为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海外白银的流入，更是极大地刺激了大明工商业的发展。
与之相对应的是，朝廷在沿袭历代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商业制度。
大明城市中的市场由兵马司兼管，在京城还分置五城兵马司，分领京师坊铺，行市司实际管辖权。至于农村集市，则由当地官府审批与管理。此外，还有一些居于公、私之间的牙商、集头，也参与到市场管理之中。除了商税之外，官府对于度量衡、物价、商品质量都有成体系的管理制度。
明代商人大致可分为坐贾与行商两大类，政府针对这两者都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主要为占籍清审制度、路引店历制度。
在长期的经营实践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人们在总结经营经验的基础上，也自行确定了一系列的行业规则。工商经济实体内部在投资参股、利润分配、账目管理、责权划分等各方面也已有了较为完善的模式。
此时商税的征收机构很庞杂，包括.税课司、竹木抽分局、钞关等。在对商税的管理方面，明代确立了许多制度，概括起来大致有：时估、报单、预税、定额等模式，以及对税务官的考核和对税务机构的监察制度等等。
大明的税种也很多，基本税率从明初的三十税一发展到此时大概为十五税一。总之，经过百余年时间，大明的工商业以及相应的政府管理体系，都已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
然而，朝廷在商税方面的整体收益却不高，明初政府每年收到的商税只有几万两，到如今户部每年收取的商税也只有十五万两，整个朝廷从商品流通环节获取的稳定收益每年也不到五十万两，在整个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很低。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万历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钞法的失败，导致政府对商品流通领域的监管始终处于被动局面；第二是工商业涉及许多权贵的切身利益，这使得很多官员宁愿当睁眼瞎，很多政策也无法落到实处；第三则是受华夏传统观念的影响，重农轻商的观念依然严重，看不到工商业的积极意义，忽视其巨大的社会效应。
万历对于大明社会此时各方面的发展状况都非常留意，一直在细心分析朝廷的各项政令以及各地上报的奏疏。在他看来，明代中晚期社会确实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却远远不够。
核心问题，就在于大明商业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来源于科技水平与生产效率的提高，传统的农耕生产，人力畜力劳作，仍然是这个社会物质财富的绝对主要来源。
华夏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相对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华夏社会已经执着于自给自足的模式千余年。物资的生产、分配、消耗是整个社会最为关注的三个环节，而工商业，不过是在这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流通环节，不可或缺却无所增益。
工商业再发达，也不过是对社会财富进行简单再分配。在统治阶层看来，这只是徒增变数而已，能带来一定的表面繁荣，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并没有实质意义。这也是明清之交，社会发生倒退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种观点无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生产力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要素。但工商业的发展本身是能够有效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关键还是人们思想意识的过度僵化，才使得工商业的这一功效无法发挥出来。
下一步，他想要推动大明社会的进步，就必须以商业和市场作为催化剂，借此来扩大社会影响。所以他对于第二天的召对非常重视，在脑中将大明此时的经济情况反复进行了推敲，晚膳后又独自在书房考虑了很长时间。
次日一早，几位重臣应召来到文华殿，不多时，万历也领着冯保到了。君臣见礼毕，万历道：“张京尹，急着见朕，所为何事，且说来听听。”
张国彦赶紧俯身再拜，道：“皇上，京师天下辐凑之地，商贾云集，商税之数原有定则。然近岁国用激增，以致府库空虚，新增税种多如牛毛，杂派钱粮数不胜数，兼之不法之吏上下其手~”
张国彦洋洋洒洒地说了很多，万历安静地听着，并未将内心的不耐烦表露出来。作为一名穿越者，他极不喜欢大臣们这种针对性不强，准确性不足的措辞方式。好半天才弄明白张国彦想表述的重点：京师商家承担的各类商税派役过重，已经出现了“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的恶劣现象，必须马上进行裁减。如今朝廷财政状况好转，府库充盈，宽免部分商税完全可行。
张国彦所提及的事例应该是确实存在的，而将税项免去，当然能把问题彻底解决掉，但因此而造成的不利影响却会很多。
没有哪一条政策是绝对完美的，如果以万历穿越以来对现状的认识来看，大明的整个政策体系乃至社会结构都应该推倒重建，但这并不是说要马上将现有这套有问题的体系完全废止，而只能逐条逐步地对其加以改良置换。
张居正开了个改革的头，以强硬的手段解决了一部分紧迫问题，但他推出的新政也同样存在各种弊端，导致了不少新问题出现。
原本历史上的万历，在接手以后，对于一些争议比较大的新政，直接予以废止，而不是以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