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恒回道：“一个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另一个是第七代阳武侯薛汴。”
听到这两个名字。王国光脸上浮现一丝淡淡的笑意，说到他的心坎儿里去了。
而张居正目光警然，脸上露出几分杀意。
水墨恒相信，张居正身为内阁首辅，不一定对全国各地的豪强大户都了如指掌，但对孔尚贤和薛汴两个人一定不会陌生。
天下人谁个不知？孔子是大圣人。
自孔子被列为“大成至圣先师”入文庙祭祠以来，他的直接后裔便被洪武皇帝册封为“衍圣公”。
衍圣公，是个爵位，并且世代沿袭。
而薛汴是成祖皇帝的靖难功臣薛禄的七世孙。成祖登基后，封薛禄为世袭阳武侯，封地就在山东。
一个是第六十四代，一个是第七代。这两家都在山东经营了n多年，其势力和影响力可想而知。
张居正问：“这两人怎么了？关乎赋税什么事呢？”
水墨恒笑着强调：“太大了，太关乎赋税的事儿，而且不是一般的大。”
两人都盯着水墨恒不眨眼。
张居正好些，因为一向知道水墨恒“妖孽”得很，有未卜先知的超强本领。
王国光虽然也见识过水墨恒的厉害，可与张居正比起来还有所不及。关键在他心目中，水墨恒似乎压根儿没去过山东，怎么就知道内情，而且说得如此肯定呢？
不是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更何况是一个青年？
“衍圣公和阳武侯，在山东的豪强大户中，简直就是拔山扛鼎的大人物，可他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抚衙根本奈何不得他们。”
“是吗？”张居正目光泠然。
“衍圣公孔尚贤，他住在曲阜，手下有大量的族人佃户。朝廷规定衍圣公每年要进京朝贡面圣一次。孔尚贤趁此机会，让族人佃户替他准备盘缠礼品，滥加科派。”
张居正和王国光皆点头，孔尚贤绝非全国首例。
水墨恒继续说：“再有，孔尚贤每次进京，对沿途百姓肆意骚扰，所过之处，如同遭遇强盗洗劫一般，有苦不能言。下面的府县衙门若稍加制止，则受他百般呵斥……”
“岂有此理！”张居正气得大吼一声。
水墨恒虽然没见过孔尚贤，可凭借超越同时代几百年的经验判断，想着孔尚贤都已经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了，应该早被“腐化堕化”掉了，哪还遗传有孔大圣人的半分形象？
像他们整天过着无忧无虑、不愁吃不愁喝的好日子，不腐化不堕化才怪？怎么可能牛逼得起来？又怎么可能理解大众的疾苦？
肯定不是什么好鸟。
水墨恒也不怕开罪，而且真心认为对孔尚贤这种人就不能姑息纵容，凭什么只靠先人孔子的名头就拥有一个爵位？凭什么不工作不劳动，日子过得还比别人舒服一百倍一千倍？
都说富二代富二代，这都已经富了六十四代了……若他自己有才能，名誉极佳也说得过去。
凭什么？
所以水墨恒说话没留情面：“如此盘剥还不算，这位衍圣公还将沿途搜刮来的货物带到北京贩卖。每年来京一次，总得淹留数月，直到货物卖完，才启程返乡，赚得是盆满钵满，日子过得真个潇洒快活啊……”
“必须严惩。”张居正斩钉截铁地表态，“想当年孔大圣人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却不料他的子孙后代如孔尚贤者，居然鱼肉百姓千方百计敛财，已成为地方一大公害。”
“世袭的制度应该改一改。”水墨恒看似风轻云淡地提建议，实则态度比张居正更为激烈，“必须对他们进行一定限制，不能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稍顿了顿，继续：“再说阳武侯薛汴。他的先祖是靖难功臣，受封后定居山东，成祖皇帝赐给他先祖的田地有数百上千顷。但到了他这一代，名下子粒田只是薛家财富极小的一部分。”
水墨恒这句话不难理解。
自古有言：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手上有五百万与五百块，生财的速度绝对不一样，更何况享有别人所不能享有的特权。
“一百多年来，薛家不断添置购买田地，如今拥有的田地大约有数百万亩。可按照朝廷旧制，皇上赏赐的子粒田免征赋税，薛家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兼并那么多田地，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上缴过一丝一毫的赋税。”
“被兼并添置的田地，有些是田地主被迫无奈，有些是田地主心甘情愿放在薛家的名下，这样可以避开国家赋税。尽管后来皇上颁旨给子粒田征收三分税银，可薛家田地十有不在子粒田征收范围之内，他所交的赋税，只是九牛一毛。”
“由于有这两座大山挡道，虽然张先生施行了一些列的大快民心而且又能增收赋税的举措，但在山东却收效甚微。”
水墨恒说完这番话，张居正的神情近乎僵直。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当政不知行事难。
王国光的经济头脑一向灵敏，问：“水少保，你刚才说有些田地主心甘情愿将田地放在薛家名下，这是怎么回事儿？”
“王大人，这种行径不光是薛家，当然也包括衍圣公孔尚贤，和拥有皇室赐予子粒田的所有豪强大户。在学术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形容这种行径，叫作‘寄田’。”
“可这与赋税有何关系呢？”王国光追问。
“关系大了。王大人你想，一些田地主为了躲避赋税，自愿将田地交给孔家或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