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明显不同意廷议。
因为那样虽然公平，可他自知没有胜算。
这也进一步表明高拱在他心中的真正地位他也不得不承认，高拱很有影响力，如果召集廷议，估计声援高拱的大臣居多。
但李彩凤吩咐下来，他不能不照做。
结果可想而知。
朱翊钧很不开心，廷议尚未结束便愤然离去。
对此，冯保尽管也非常郁闷，可他清楚应该紧跟李彩凤的步伐，所以只能将郁闷压在心底自己慢慢消化。
与此同时，张居正又联合部分官员上疏，请求皇上宽宥高拱。他为高拱辩白的那份奏疏写得很长，足有两千字之多。其中，有几段文字是这样的
“虏从庚子以来，岁为边患，一旦震惧于天子之威灵，执我叛人，款关求贡，中外相顾骇愕，莫敢发。公独决策，纳其贡献，许为外臣。虏遂感悦，益远徙，不敢盗边，所省大司农刍粟以钜万计。”
“曹沛徐淮间，数苦河决。公建请遣使者按视胶莱河渠，修复海运故道，又置督漕诸吏，申饬法令。会河亦安流，舳舻衔尾而至，国储用足。是时方内乂安，四夷向风，天下歙然称治平矣。”
“公虚怀夷气，开诚布公。有所举措，不我贤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准于理有所彰瘅，不我爱憎，一裁于法有所罢行，不我张弛，一因于时。”
“公身为相国，兼总铨务，二年于兹。其所察举汰黜，不啻数百千人矣。然皆询之师言，协于公议。”
“即贤耶，虽仇必举，亦不以其尝有德于己焉，而嫌于酬之也即不肖耶，虽亲必斥，亦不以其尝有恶于己，而嫌于恶之也。少有差池，改不旋踵一言当心，应若响答。盖公向之所言无一不售者，公信可谓平格之臣已”
这是站在首辅的位置上，分别从高拱安抚俺答治理漕河用人方略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对高拱的一生做了总结，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站在张居正个人的角度，他在奏疏上称高拱为“公”，字里行间透露出对高拱的尊敬之情，将个人私怨抛却脑后，可见也是用了一番心思。
除了张居正他自己，吏部尚书王国光翰林院掌院学士沈鲤等几个颇有威望且具代表性的官员，也在张居正的面授机宜下，纷纷上疏为高拱辩白。
哦，对了，翰林院掌院学士沈鲤，不再是王锡爵了。
可见，张居正在选人上疏的时候，也不是不经斟酌。
沈鲤是高拱的门生。
他考中进士的那一年，主考官正是高拱。而且与高拱是同乡，都是河南人。高拱是开封府郑的，沈鲤是归德府商丘的。
沈鲤一身正气，高拱被罢黜的那一年，他还只是詹事府一名左赞善詹事府属官，正六品，当时说不上话。
所以，虽是高拱的门生，可看不出什么私交。
本来，两人的职位当时也不对称，不像魏学曾和王希烈哼哈二将那样位高权重。
后来，在张居正的举荐下，沈鲤做了一名进讲官，专门给朱翊钧在经筵上讲课。由于课讲得好，深得朱翊钧的喜欢，不久便升他为侍讲学士。
适逢夺情事发，掌院学士王锡爵击中张居正的死穴。鉴于王锡爵位高权重，张居正当时没发火。不过，也像对待吕调阳一样，冷了王锡爵好一阵子。
但王锡爵与吕调阳又不同。
一来，吕调阳是被动的，王锡爵是主动的。
二来，吕调阳服软，入阁那么多年从未违拗过张居正而王锡爵耿直硬气，反对夺情就是反对夺情，没什么好说的。
以致于张居正家葬父期间，不少官员联名请求张居正尽朝处理政务，可王锡爵坚决拒绝签字。
张居正京后得知，又很生气。
偏偏王锡爵不肯低头认错，无奈之下，只好借他父亲身体不好的名义，恳请皇上批准他家探亲。
张居正当然乐见其成。
这样，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一职务就落到沈鲤的头上了。
沈鲤一方面是高拱的门生，一方面是张居正举荐上去的，如今职位又很高，由他上疏，也很有说服力。
沈鲤洞悉张居正的心思，也确实感恩于高拱，只是当时位卑言轻什么都作不了，刚好借此机会写了一篇为高拱翻盘的奏疏。
奏疏中将高拱与魏房杜等名相相提并论“未肯多让”，评价之高，并明确指出高拱乃“社稷重臣”，还说“海内人士渐多思高公之功，可见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
廷议时，大部分都支持为高拱恢复生前的职位并赐予谥号
而首辅张居正吏部尚书王国光翰林院掌院学士沈鲤，三人也都对高拱作出了高度评价，这三人无疑代表了当下政坛具影响力的重臣。
朱翊钧答应了他娘亲。没辙，后只好同意水墨恒的请议，答应恢复高拱生前的职位并赐予谥号。
但作为九五之尊，为了表示心中的不满，为了保存那一威严和面子，坚决不允赐予高拱全葬的优恤。
只肯给予半葬。
按先例，既然答应恢复高拱生前的职位并赐予谥号，那高拱就得享受太师的荣耀，丧葬费用将全部由朝廷负担。半葬，顾名思义朝廷只负担一半的费用。
这个，水墨恒倒是觉得无关紧要。
他担心的是，虽然朱翊钧答应要恢复高拱生前的职位并赐予谥号，但什么时候恢复什么时候赐予
因此，既然先帝高度赞扬了高拱，张居正王国光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