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星阿，舒穆氏，满洲正黄旗人，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在顺治十七年九月间，顺治曾经派学士麻勒吉、石图前往云南考察战事，核实吴三桂的呈奏。两人返回报告后，顺治与议政王贝勒、大臣们进行了商议，决定授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率禁旅八旗往征云南，与吴三桂“相机征讨”。
当时，顺治还是比较信任吴三桂的，指授爱星阿等到了云南后，凡事要“会议而行”。如与三桂一处，“一切事务，俱用王印行，若不与王同处，即以尔印行”。
只是形势变化得太快，爱星阿和禁旅八旗刚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顺治便一命呜呼了。皇上驾崩，人臣之礼不可废，爱星阿便只能待丧事办完方能启程。但滇省战局急转直下，吴三桂率军先退出昆明，再退出曲靖，之后直接退入黔省，滇省全境为明军所占领。
当然，吴三桂已经编好了措辞，在奏章中承认自己的失误，并请求处分，但主要责任却推给了死鬼张勇。而且吴三桂在奏章中极尽悲痛，言说已赶来京师，要哭拜顺治。
可还没等清廷做出决定，短短几日内吴三桂又来了奏折，言说水西叛乱已经蔓延猖狂，迁延时日便会势大难制。为了黔省安危，为了抵挡滇省明军，他只能先“亲率大军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断滇省伪明内外夹攻之念”。奏章一到，京师的吴应熊便开始活动，重贿四位辅政大臣，为其父说项。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便知道吴三桂说的多半是假话，其对清廷的忠诚已经大打折扣，四位辅政大臣也认为此时不可逼迫。应以安抚为上。吴三桂虽然不卖力，或者与伪明有所勾连，但到底还没有真正反叛。正因如此。明军才未能长驱直进，还是只能踞于一隅之地。
从忠诚到摇摆。吴三桂的变化令清廷恼怒，但到底还属于可争取、利用的，清廷还没傻到把吴三桂硬逼到明军一边。安抚归安抚，提防却是不可或缺。因此，在这种不太确定的形势下，原定的爱星阿和禁旅八旗南下便被推迟，清廷要重新商议。重新选择投入兵力的最佳方向和地点。
同时，以四辅臣为执政核心的清廷还需要不断调整统治政策，收服人心，稳定秩序。连年的战争。已经使清廷的财政不堪重负；南明势力的再度兴起，又使清廷意识到要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适当放宽政策，与南明争取民心也非常重要。
于是，清廷出现了两种观点。两派人物。一派认为在经济上应实行轻徭薄赋、更名田(即被清廷免价给予佃户耕种的明代藩王庄田)，发展生产；在政治上，注意整顿吏治，有步骤地打击江南汉族地主士绅阶级，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以休养国力、民力。
另一派则认为放宽经济政策会导致军备缺乏。放慢攻打南明势力的进程无异于养虎为患。目前应该加大税赋，积聚起能够以泰山压顶之势展开军事行动的优势兵力，一举解决西南的南明势力，消灭大陆上公开以恢复明朝为旗帜的武装抗清运动后，才能休养国力，加恩于民。
……………
哭庙案吗？朱永兴沉吟半晌，无奈地叹了口气，把这份情报放到了一旁。情报局的触角延伸得越来越广，各地有关的、无关的事情都往上报。不管是否重要，朱永兴都要求情报局编撰整理，交上来供他过目。有些事情别人未必会看出什么，但朱永兴还是希望借助自己的能力从中挖掘出价值。
比如这份关于苏州吴县哭庙的事情，情报局便不以为意，而朱永兴隐约知道一些，却感到无能为力。
说实话，朱永兴对汉族地主士绅的印象并不好。那些舍家为国的已经被清军杀得所剩无几，生存下来的还有几分热血？仗义每多屠狗辈，越有钱越反动，嗯，这话说得有些极端，但也未尝没有道理。
因为有家有业，地主士绅更多的是为自己的身家考虑，比平头百姓更容易改变倾向。当年，洪承畴的宣传和安抚便相当有效果，大批原本倾向明廷的缙绅都现改持中立，作出一副避世的姿态：既不支持鞑子，也不支持抗清武装。而他们的子侄则开始参加清廷的科举，为“学而优则仕”而努力，至于是满清的朝廷，还是明朝的，似乎并不重要。
虽然印象不好，可朱永兴如果力所能及，依然会出手帮助。毕竟江南的士绅还不象北方士人那样甘心情愿地服从满清的统治，争夺士绅阶层也是易成、张维翰为朱永兴的上位所筹划的事情。
但现在恰恰是鞭长莫及。西南明军刚刚展开了两翼，广西、四川牵扯了明军的精力；南海舰队正在准备打击广东清军水师，从而通过海上威胁陆地，牵制广东清军，配合广西战区行动；京师的情报也不断传来，朱永兴等人密切关注着清廷的举动，说不定便要有一场计划外的大战，保持一定的机动力量也很必要……
当然，清廷大举用兵西南估计要等到九、十月份，因为吴三桂在奏章中说到“俟霜降瘴气消失，再大举进兵入滇，胜之可期也”。
嗯，还有五六个月的准备时间，而吴三桂也需要时间在贵州排除异己，巩固势力。对于这一点，两家倒是不谋而合。
朱永兴冷笑一声，把看过的情报汇总收起叠好，思索了一阵，提起笔来，给广西战区的指挥部写信。
思明州一战，燧发枪加刺刀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但由此也引起了前线部队军官对军队编制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