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从表面上看是攻取沿海地区，解救受迁界之苦的民众。但在朱永兴看来，双方胜负的关键却是在海上而非陆地。只要重创或歼灭了清军水师，夺取了制海权，广东清军便完全陷入被动。既要与明军在陆地上交锋，还要提防明军水师在其侧后登陆，这仗怎么打？
晋王李定国两次进军广东，都没有强大水师的配合，只能凭借陆军逐城逐地与清军展开争夺，向前挺进的过程中，既拉长了补给线，又长期顿于坚城之下，以致兵将疲惫。不能不说，这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是郑成功私心自用、一味拖延、空言应付所造成的。
所以，此次东征朱永兴虽然也向郑家发了谕令，但在与参谋部制定计划时却并不把郑家计算在内。南海舰队建立至今，先后整合了邓耀、陈上川、杨彦迪和浙江原来忠于鲁王的船队，又在金、厦之战，打击南阮水师之战，得到了锻炼和扩充。再加上买船、赊船，若论舰船和火炮数量，已经超过了清军的广东水师。
以一场海上决战奠定胜局，这是朱永兴和参谋部的最大希望。为此，朱永兴不惜牺牲些经济利益，拉拢了英、法两国的军舰前来助战。尽管英、法在亚洲的势力不大，尽管两国总共只派出了五艘战舰，但实力的天平已经明显倾向于明军。
只是海战比陆战更不容易把握，也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的问题。朱永兴虽然使尽了浑身解数，联合了所有能联合的力量，但对交战的胜负依然忐忑不安。
然而，世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奇妙，并不是按照设计好的轨迹发展。即便朱永兴知道很多历史上曾发生的事情，并尽力地加以引导和利用，可还有很多事情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现在，一个取胜的机会便突然送到南海舰队的手中，只是有些令人措手不及。不知是否该信，是否该抓住？
广东的清军水师分驻于柘林寨、碣石寨、南头寨、北津寨、白鸽寨、白沙寨，分段管理着自福建玄钟港起，至雷州海安所止，再加上琼州的周围海面。而这其中最有战斗力的便是广东碣石总兵苏利、饶平总兵吴六奇、南洋水师副将许龙所辖的三镇清军。
这三镇清军长期驻扎于沿海地区，是清军中仅有的较为熟悉海战的部队。而且，他们与郑军有过多次交锋，积累了很多的海战经验，被南海舰队所重点关注。
而当这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广东碣石总兵苏利，秘派信使前来洽商投诚的条件。并且送来了一个重创清军水师的机会时。自然会让人半信半疑。不得不慎重对待。
“虽然机会难得，可若是清军诡计，引我军入伏呢？”靖海伯邓耀作为南海舰队总指挥，深知朱永兴之殷殷期盼。对于舰队行动，自然是慎重异常。
凌海将军陈上川也不敢轻易确定，只是作着自己的分析，“若说是清军诡计，那苏利便不大可能提出此等投诚条件。这样的条件也只有殿下方有允许之权，其他人是决计不敢擅权接受的。”
“这倒也符合苏利的一贯性格，目光短浅，唯利是图。”镇海将军杨彦迪撇了撇嘴，尽管同样出身草莽。但今时的身份不同，他对这位曾经的同行很是鄙夷。
明末清初乱世之际，以潮州府、惠州府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有五大反对朝廷的海寇，世人俗称为北上贼、南下贼。其中有五虎。分别是大埔三河坝吴六奇、广东碣石（现汕尾市陆丰碣石镇）苏利、饶平黄岗黄海如、海山朱阿尧、澄海南洋许龙，史称“五虎乱潮”。
顺治七年初，平南王尚可喜等领兵自南雄下韶州，三河坝吴六奇与碣石苏利赴省投诚。因苏利与郑成功在海上争雄时结下极深的怨仇，降清后的苏利不仅屡次袭击和抢掠前来海丰运粮招兵的郑成功部将，还曾攻破过郑成功的惠来营寨。
而郑成功对苏利是恨之入骨，骂其为逆贼并屡次派部将攻打碣石城，其中还包括“五虎上将”之一的甘辉，可都为苏利凭借负山阻海的坚城雄镇所击退。
清廷颁旨“迁界令”后，苏利十分不满清廷的政策，暗中指使部下对迁界官进行阻挠，碍于苏利的势力，海丰起初只迁了琵琶寨等数处。但随着清廷派出钦差大臣前往各省巡视“立界移民”， 各地都更加雷厉风行地把濒海居民驱赶进内地，海丰县也不例外。
一个要严格执行朝廷命令，一个却派人毁掉迁界的界桩及石碑，海丰县县令阮士鹏与苏利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阮士鹏对苏利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可谓是气极败坏。他一面扬言要派兵攻打苏利，一面向尚可喜和督抚告状，准备彻底压服苏利，好顺利地“迁界移民”，使自己的政绩能多打几分。
历史上，苏利最终与阮士鹏刀兵相见，然后自立王国，国号“龙飞”，并且私造王宫，公开反对清廷迁界，大展反清义旗。当时的南明已经行将灭亡，苏利与郑成功又有化解不开的宿怨，也只能是自己单干。
现在的苏利依然要造反，却有了投诚求助的选择。只是，正如杨彦迪所说，苏利的目光短浅，又很是狂妄自大，竟视海、陆丰为己物，提出了类似割据的举义条件。
对于苏利反清，并没在朱永兴的记忆之中，这段史实因为影响不是很大，在很多史料中都没有涉及。朱永兴因此而疏漏，也情有可原。所以，他不但没有提醒过南海舰队的军官，更在授予邓耀等人临机决断权时，只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