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国都口音也变成了事实上的古代版的“普通话”。
事实上新中国的普通话本就是以作为国都的北京方言为基础，只不过汉代没有准确的拼音，更没有法律来规定普通话的地位，倒也算不得什么特立独行的存在。
不过李书实现在身处的这个位面毕竟不是他所熟悉的另一个位面，而这个位面最大的特点，便是作为同一国的国民，就算天南海北之间多少有些语言上的差异，但也不似另一个位面那般天差地别，所以纵然彼此之间有着口音上的差别。但彼此间的交流还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作为国都的洛阳方言依旧是上层官僚们所认定的最为优秀的口音，而学不会这种口音的人显然便是传说中的“乡下土包子”，绝对会被那些所谓的“有脸面的人”所鄙视。
嗯。所以你也可以知晓，李书实绝对是被鄙视的那一群人中的一员，不过随着他和他的并州军如今是愈发的红火，原本被认为是“粗鄙”的口音似乎也渐渐有了流行的趋势。
这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证据呢？
不过就算如此，洛阳口音依旧还是在上层人士中流行。不论是袁绍、曹操，还是刘焉和刘表、刘繇等人都以说洛阳口音为荣，再加上汉帝仍在，洛阳口音的地位倒也不可能会发生动摇，尤其是在边鄙之地，因为信息传递的滞后性，更是将洛阳口音当做是很有身份的一种标志。
潘濬虽然作为零陵人，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也只是襄阳而已，但是因为襄阳来了很多从北面逃难过来的北方士人，自然很熟悉洛阳的口音。因知道这种口音意味着很多东西，但唯独不意味着对方是来自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这件事，那么对方到第来自何方就很成问题。
自然，那“名闻北方”的说法自然也就成了听起来有些不太真切的恭维了。
虽然就算是潘濬这样的人听到了这种他完全不相信的恭维也会有些窃喜就是了。
如果他知道自己真的已经“名闻北方”却是不知道又会是一副怎样的表情呢？
好吧，让我们姑且不考虑这种问题，看看被潘濬让到屋内的两个人好了。
虽然心中带着一些疑问，但是潘濬还是很耐心的与难得的来访之人进行了一番交谈。
然后，便将自己的遭遇告知给了对方——虽然看起来那个年纪偏大的“当地人”似乎应该已经很了解这其中的一些弯弯绕绕，而那个年轻人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就跑了过来。
该说是单纯呢，还是说有些没头脑。
不过从刚才的交谈。潘濬却很清楚对方是一位相当聪慧的年轻人，而且一定是师从名师，各种学问相当的扎实，否则潘濬也不会将对方放到与自己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
“难怪带着我来这里的这位大叔会认为刘景升为人名声很大但成就终究有限。原来却是这么回事。我个人觉得您做得很对，大汉到了如今这样的地步，正是因为过于放纵那些奸邪之辈的为非作歹。乱世用重典，只有用这种方式威慑奸邪之人，才能恢复世间本来的秩序。”
一番交谈后，年轻人发出了如下的感慨。而且从那双清澈的双眸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话语都是他发自肺腑的言语，或者说他所受到的教育当中本就有很多类似的内容，所以他的思考方式与那些先家后国的士人并不是非常相同，自然会对潘濬的作为更加的认同。
对于这样的结果潘濬自然是开心无比的，毕竟他的行为得到了他人的认同，虽然以他的性格来说这种坚持自己道德的行为就算是没有人认同也不会感到后悔，但人毕竟是一种社会动物，如果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代表着你与社会的价值观是趋同的，那么受到社会的包容而非排斥自然也会更多，自然也更容易在这个时代获得成功。
潘濬可不是如同管宁一样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一心想要做隐士的存在，他可是立志在个人成就上要登上三公的高位，然后一步一步改变这个污浊的时代。
所以说，就算他有着自己的底线和节操，但也期望自己的理念可以被更多人所认同。
不过，认真地说起来，潘濬落到如今的遭遇还真是有一点点……点背。
潘濬其实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年纪轻轻便在荆南地区有了不小的名声，被誉为零陵的“神童”，之后游学襄阳，更是受到了流落南方的名士王粲的赏识，进而成为刘表下属的一届郎官。几年之后终于被刘表任命为江夏从事，被分派到了黄祖身边。
名义上自然是要潘濬盯着黄祖的举动。毕竟别看黄祖是刘表的铁杆支持者，可是与刘表之间的关系却也很有些微妙——黄祖凭借其安陆黄氏的背景，让江夏在他的治理下越来越有独立王国的倾向。那里的郡县基本上快要变成“只知黄祖不知刘表”的存在。
可以说，与长沙张羡比起来，江夏黄祖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刘表这个大的割据诸侯手下的小割据诸侯，只不过唯一的区别。便是黄祖在大多数情况下依旧紧跟刘表，而张羡不但自己与刘表之间那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甚至还煽动荆南四郡一起跟着找刘表的麻烦。
既然有了张羡的前车之鉴，就算黄祖平日里对刘表表现的很是尊重，但刘表依然有机会就会往黄祖那里“掺沙子”。
当然，若是具体到潘濬个人身上，事后回想起来，这一次看起来很像是刘表在往黄祖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