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公孙先生最终证实那面平鼓的确是人皮制作而成。怎么验证出的呢？古代可没有什么先进的仪器，也没有dna检验。
“先生你这怎么检验出来的？”
问出这句后，招来了公孙先生的白眼，“你不会搞一块皮熟加工一下，对比一下吗？”
“哎，不对啊。”小鱼儿反驳道：“公孙先生，如果真的是人皮，可是这鼓面也太厚了吧？”
公孙先生道：“那是因为这平鼓是两层，最上面的一层才是人皮。而且，是通过一种极为复杂的手段粘在牛皮表面的。这张人皮平均厚度不超过3毫米，刚好是皮肤表皮层的覆层扁平上皮，与鼓面牛皮粘得非常牢固，若非不仔细，根本无法分辨。这面鼓的制作工艺极为复杂，所用的胶质也非常特殊，至于是什么？数学生才疏学浅不得而知。”
得到这一结论后，包大人点了点头。虽然有福伯的客观指认，但是仍不能从根本确定为黄雷的皮。
小鱼儿也是不相信这是黄雷的皮，毕竟这个年代上很的出入，科学不发达。如果是在现代可以利用dna亲子鉴定技术，取黄雷直系亲戚的dna做个体识别。认定亲生血缘关系的效力（即亲子关系概率）大于99.999。但是用这种方法认定兄弟姐妹关系却很难，最多能鉴定他们是同一家族的成员，无法认定他们是否为同一对父母的孩子。男性之间的鉴定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其基因中的y染色体祖辈相传，是可以识别的，而女性却没有这么一个唯一的标志。可是这是古代一切都是白费。
不过，包大人还是有招，结合当年的嫌疑人原始档案，通过人口户籍查询，了解到黄雷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叫黄光。曾经是老瓦匠，不过现在老了在家里歇息。
“小鱼儿”
“在”
“你去一趟。”
“渣”
小鱼儿和公孙先生立即找到了黄光，以配合办案的名义，抽取了他一定量的血液样本。
小鱼儿问道：“先生。你这要他的血干嘛？”
公孙先生道：“我听说过，亲子滴血入骨认亲。”讲的就是一人不知道父母双亲是谁？将自己的血滴入骨头。如果是亲生的，那么血液就会融入骨头，反之不是。公孙先生正是考虑这种方法将血液滴入那人皮之中。
因为黄光黄雷是双胞胎，两人的dna是相同的，所以这血液真的被人皮给吸收了，因此这鼓面人皮必定是黄雷。
后来经过一熟皮加工讲述，如果一个皮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必然要经历很长时间，大概20年左右。虽然那制作皮子的师傅不知道人皮。单从鼓身所用的牛皮、木料、铜箍圈和堆积陈留物也具有相同的时间属性，说明整面平鼓是同步制成，人皮并非后期黏粘。
这样，也就从两方面证明，这面人皮鼓是在20年前制作的。结合当年黄雷在广州青楼大火中被人发现烧死。说明人皮鼓的制作时间应为其死后的当年，或者五年之内。
但是，因为物证检验只能给出一个宽泛的时间段，所以，黄雷是否真的在大火中被烧死也就成了一个暂时无法解释的疑点。
不过在当时，更倾向于是在北宋大中祥符三年年初制成的，因为是在是无法想象黄雷在逃亡五年之后。他的皮肤会被人割下制成鼓又送回端州戏班子。
结合眼下掌握的唯一线索，专案组决定就从这面鼓的源头查起。小鱼儿立即前往戏班子，找到了那个看库房的老孙头了解情况。
据老孙头自己介绍，其本名叫孙宝库，现年54岁，自天禧四年期间来这里从事打更兼看库房的工作。
老孙头翻出了备品登记簿找了半天。然后告诉我们，这面鼓是他天圣一年（也就是宋仁宗即位）接手之前就有的，至于具体时间，已经无法查证了。
小鱼儿问他平时谁总爱用这面鼓，是不是还有些印象。老孙头表示不清楚。现在戏班子不景气，有能耐的都走了，就算是遇到演出，也是谁抄着谁用，反正就那几件家伙。
这次外调结束后，小鱼儿就回来汇报。
小鱼儿道：“根据福伯的发现、和发现的物证鉴定，鼓面人皮已经确定为黄雷后背的皮肤。另外，当年黄雷逃亡广州，当地有不少目击证人给予证实。所以，假设黄雷是在20年前被人剥皮制鼓，先不说黄雷是否在那场青楼大火中被烧死，单说这面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城的戏班子里呢？无非有以下两种可能：
第一，黄雷背后文有明显的刺青，为了防止日后被人认出从而逃避制裁，所以他在逃亡广州之前，就找人进行了活体剥皮。而这幅带着鹰形刺青的皮，后来被制成了这面鼓，辗转流入到戏班子。这个做鼓的人是谁呢？他应该不会是黄雷自己，那就只能是实行剥皮的人。同时，也有可能就是那晚打晕福伯的那个人。
第二，黄雷在逃到广州后，因为种种原因与人结怨并被杀害，凶手将他剥皮制鼓，然后又送回我市。这么一来，凶手的身份就值得推敲了。如果是广州当地人，他为什么要来端州？仅仅就是为了送一面鼓吗？这个显然说不通。那就只能是本地人，极有可能是与黄雷一同逃亡广州的，他依旧可能是那晚打晕福伯的人。或许两人到达广州后发生矛盾，这个人在杀死黄雷后将他的人皮制成了这面鼓，然后又带着鼓潜回戏班子。”
包大人仔细想了想小鱼儿推测出的两种想法，点头表示认同。目前是这两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