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能让珙军专美于前，华北日军和华东日军接连受挫，尤其是长江已被****拦腰截断，处于武汉的日本陆军已是孤立无援，此际正是我中央军英雄用武之地！我决意，集结第五、第九战区，发动二次武汉会战，予日军严重之打击，弘我军威，壮我声势！”
到了这个时候，常凯申也终于按捺不住了，虽然他也很想搞明白cpc到底搞到了什么样的厉害武器，但接连cpc在安徽和华北的军事行动重创日军，使得举国上下都在热议，cpc军队会不会成为挽救危局的中国大救星。当然也有那些愿意出来踩光头一脚的人士，跟着cpc说一些k不抗战，或者抗战不利，再加上曲线救国之类的东西被抖露出来，使得常凯申更显被动。
在日军遭受重挫的时候，选择对日本人落井下石明显是最棒的选择了。屯驻武汉的日军虽说也有数个师团的军力，更有一部分伪军为虎作伥，但显然新四军已经截断了长江航线，日军的支援难以从长江下游到达，而华南日军想要支援武汉，得突破薛岳把守的湖南，而长沙日军屡攻不下，也不足以支援湖北日军。再说中原行动的日军，同样也被珙军牵制了，八路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作战，已经在晋冀鲁豫边区掀起了一场风暴，而华北日军连总部都被毁了，日军中原力量必定会加紧对华北进行支持，以防八路军形成对沦陷区更大的破坏。
这样的局面下，武汉日军根本得不到任何外界援助了，成了内陆的孤军。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常凯申决心要趁这样的机会，拿下武汉，这座曾经是国民政府都城的重要城市，民国革命的起始之地。
对于常凯申的想法，中央军内部的大佬们都表示了支持，不过这时候张治中又提了一个建议：“新四军和八路军能够屡次击败日军，取得好大的战果，全是倚仗那神秘兵器，为求我中央军可一战而胜，是否也下令新四军，将那强大兵器调往，武汉，协助我中央军对抗日军？”
张治中提的这个建议其实纯粹好心，但是却引起了在座中央军大佬的各种白眼。陈诚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请新四军的那什么‘转轮王’来助战？到时候打下武汉，究竟是归咱们中央军，还是归它新四军？”
这话说得极为诛心，张治中也立马不敢多说了。要不是因为他是常凯申的心腹宿将，他提的很多建议恐怕都可以被常凯申拿来治罪枪毙了。在张治中看来，不论是新四军拿下武汉还是中央军拿下武汉，都是中国人光复了武汉。有转轮王之助，攻略武汉的战斗肯定会轻松许多，那就代表着中央军可以少付出代价，少牺牲士兵，这无疑是好事。
但kc之间的矛盾也是根深蒂固的，张治中也不希望cpc最终把k的时候他也不会犹豫，但此时正是外敌当前，内部的各种龃龉纷争造成徒劳的消耗，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灾难。
常凯申的军事会议开完之后，中央军这个并不怎么灵便的战争机器还是轰隆隆地旋转起来，第一次武汉会战的时候，常凯申调集了110万大军，对阵日军9个师团等共25万人。当然计算国府军的规模并不能直接得出战斗力，在四倍于日军还多的情况下，这场会战还是打输了，也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把陪都迁到了重庆。
这一次新的武汉会战，也是国府军少有主动攻击性的作战，常凯申考虑到现在日军的情况和重庆方面自己的情况，并没有再度派出120个师的庞大阵容，而是调集了数个集团军共50万人的兵力。为了谋求这场战役的胜利，常凯申可谓是精锐尽出，丝毫没有留一手，与此同时，他还催促桂系等内部军阀也拿出最大的力量支持他进行这场战役。
这场战役经过了中央军长达两个月的准备，终于在入夏的时候发动了，常凯申调动中央军兵力从长江上游、湖南等两个方向，双拳出击，想要凭借本身国府军的兵力优势，直捣黄龙，造成日军难以防备。
但实际上，作为一个著名的“地图军事家”，被白崇禧评价为“只能带一个排士兵”的常凯申，在战略上确实分析清楚了日军的劣势，但是根本没有把国府军的劣势考虑进去。再加上他的胡来，让本身就不怎么强的国府军还分头进击，各军阀的军队还各有异心，最终体现在战场上，就是一个相当大的麻烦了。
在会战的一开始，国府军的进展还比较顺利，从重庆出击的中央猛进，而日军也为了暂避锋芒，主动地退出了一些外围的地区，让国府军顺利接收。也就是这么一些不起眼的地区的收复，使得常凯申心花怒放，不断地催促《中央日报》等媒体，大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并且介绍国府军动向，做出武汉近在咫尺，随时都可以被国府军收回的模样。
“国府军不费一枪一弹，连复13县，日军惊慌失措，武汉在望！”在常凯申故意地催生下，到处都是刮得这样的风，而这样的风倒是没有让日军望风而降，反而是让战线上的国府军变得产生了骄躁和自满的情绪，似乎新四军能打鬼子，他们同样也能打。
而最终国府军打到武汉外围时，日军也终于不再向后退了。日军第九师团和第106师团从侧面杀出，直接截断了阵线太长的国府军，先头进发的国府军十万多人被直接合围，全军覆没，而后路一见受挫，居然没有上级指示情况下掉头便跑，日军立马追击，不仅再度夺回了之前放弃的地盘，甚至还逼近重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