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知名政客。
声名狼藉，行为卑劣，不管是真是假，总之名声肯定是差的，可他们却是政客，拥有强大影响力和实力的政客，那么他们手里肯定捏着别人没有的资源——军队。
而另外一种政客就简单的多了，长期处于朝不保夕的困境之中（相比那些高官政客），但是在社会精英阶层，或者知识阶层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有大批的信徒等等，用一场场演讲，报纸上的文章来突出自己的成就。这一类政客多半会称为口头革命者，比如说孙大先生。
事实上证明，后一种知名政客是无法担当大任。
在民国，没有军队，没有实力，缺乏地盘的政客，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孙大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直以来都是精神领袖，是第一的精神领袖。正因为有第一光环，他的事业就算是长期处于低谷时期，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曙光出现，也不会因为前途暗淡而缺乏追随者。
可王学谦用一篇演讲稿，让他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孙大先生很烦恼，因为王学谦的异军突起，确切的说，是王学谦出人意料的放弃原本安逸的生活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产生了对孙大先生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以安全为基准的。
而是对地位的挑战。
任何一个领域内，第一，永远是无法撼动的权威。
正因为长期以来，孙大先生虽然仕途不走运，运气也不佳，但他一直是民国精神领域的第一人，所以他可以放手针对在‘国党’内影响力仅次于他的黄兴，章太炎。从一个政客的手段来说，孙大先生并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黄兴被踢出‘国党’。
章太炎在东京被抛弃。
可是他们都没有性命之忧，孙大先生在夺权的同时。并没有采用极端的手法。而是采用了相对温和的驱赶，不过这也是因为‘国党’在民国建立之后，表现的一直差强人意。原本是作为民国建国的奠基者，可在民国建立之后。直接从执政党，变成了通缉犯。在清朝的时候是‘乱党’的身份，很多‘国党’的成员穷其一生的努力才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可最后他们发现，自己还是‘乱党’的身份。
导致了‘国党’虽然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凝聚力却越来越低。
广州发生的兵变。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国党’的成员越来越不相信孙大先生说的那一套，不少人甚至觉得孙大先生已经没有了成功的可能。
越来越多的‘国党’核心阶层开始走上了两个极端的道路，不闻不问，隐退出政坛，这是一种；而另外一种，就是虽然披着‘国党’的标签，但已经彻底和‘国党’没有了瓜葛。
试想，在如此局势之下，孙大先生对于王学谦的异军突起，会有多重视。
第一天下知。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前的孙大先生就是这样的地位，可在王学谦跳到明面上之后，他发现王学谦不停的拉拢知识界，用演讲、写文章等手段，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将他的第一身份抢走。
孙大先生的性格，并不是那种非黑即白，动不动就要人表明立场的极端自负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将自己摆在平常人的位置上，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并不是扭曲王学谦的影响力，也不是想着如何诋毁这么一个政坛新人。而是想要更多的了解。试着沟通，双方合作的可能。
既然这样，就需要派人过去。
当然，最理想的是他亲自从上海去一趟浙江。不过在一切都没有明朗的时候，他是不会启程离开上海的。
原本他是准备派宋子文亲戚跑一趟杭州，可惜，宋大公子对于他这位姐夫已经失望透顶，并没有答应下来。
在他眼里，‘国党’甚至连乌合之众都称不上。
注册人数很多。但大部分都不关心，也从来不参加‘国党’的活动， 属于人多势众，但总是在关键时候缺人的尴尬境地，甚至还不如帮派的小混混来的齐心一些。从同盟会算起，常年处于经费紧张的境地，甚至连机关报的办刊费用，都磕磕绊绊，如今已经是难以为继的地步。
不管是《民报》，还是《中华民报》，这些曾经的，或者还在办刊的报纸，都因为阅读人数锐减，而无法获得足够的政治募捐，形成良性的循环。
而‘国党’的报纸，因为其特殊性，是不能接受广告等收益，几乎没有盈利的空间和可能。
整张报纸都是大幅的长篇空论，让人很难提起劲头来。
如果‘国党’的这套说辞刚出来的前清时候，多少还有点新鲜感，至少能够搏人眼球。可当这套说辞从出现到现在，经历了十多个春秋之后，从锐意进取的激励，变成了陈词滥调，就可见‘国党’的机关报有多么难办了吧？
同盟会时期，鼓吹暗杀，戴季陶在《民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杀》，说的就是清除民族毒瘤之类的，言辞激烈，观点极端的狭隘。可十多年后，‘国党’的报纸还在用这套说法，给人一种词穷的感受，也不能怪民众不理解革命的意义。
而是‘国党’的革命，已经落入了俗套。
宋子文就是这样认为的，‘国党’是一艘过时的破船，就算曾经是超级豪华邮轮，如今也买不上高价船票了。
孙大先生无奈之下，只能在‘国党’内部物色合适的人选去浙江。
严格的说，‘国党’在上海的临时避难所，不少区域是属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