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举荐这样一位在军政两界都威名显赫的元老，摆明了就是要借助东征大败，圣主和中枢陷入极度被动之机，迫使他们解禁李子雄，让其“东山再起”。
圣主和中枢心知肚明，知道这是以齐王为首的，以韦氏、李氏等关陇本土贵族为核心力量的政治集团，在关键时刻拿出来的“以退为进”的策略。我可以不要鲁郡太守这个位置，也可以不把势力延伸进齐鲁地区，但条件是，李子雄要复出，要再进卫府。
按道理圣主和中枢已经妥协让董纯复出了，不会再妥协让李子雄复出，因为这两位都是军方元老级统帅，齐王一旦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军方的影响力必定“直线上升”，这显然对圣主和中枢不利。然而，出乎东都众多政治势力的预料，圣主和中枢竟然再一次妥协了。
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圣主和中枢最终选择妥协，不仅仅是因为李子雄得到了以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支持，还得到了以弘农杨氏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支持，而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关陇贵族集团中两个最为庞大的政治势力联手“作战”，圣主和以他为首的改革派们实在是难以抗衡。
李子雄是中土名将韦孝宽的老部下，是韦孝宽帐下的得力干将，两家的关系非常好，有联姻，李珉的夫人便是韦孝宽的曾孙女，郧国公韦圆成的女儿，所以李子雄得到以韦氏为首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支持乃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他之所以也会得到弘农杨氏的支持，却是因为自韦孝宽死后，李子雄就一直追随老越国公杨素作战，不论是平定江左还是远征北虏，李子雄都冲杀在前，战无不胜，为杨素所器重，这也是圣主登基之初，杨素不遗余力助其复出的原因所在。因为这层关系，李子雄与杨素的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的交情也非常好，与杨素的很多老部下也保持着密切来往，所以每当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与河洛贵族集团发生冲突的时候，李子雄必定是奔走其中的斡旋人之一。
另外圣主和中枢在这个特殊时期也的确需要李子雄，军方的举荐，实际上正好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水师返回东莱后，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与陆路诸军统帅一样，均被羁押回京，等待处理。水师远征大败，士气低迷，现在又“群龙无首”，军心更是大乱，时间长了，恐怕要出事，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卫府统帅去安抚，但熟悉水师，且被江左籍水师将士所认可的军方统帅，一个都没有。
李子雄参加了平定江左的统一大战，参加了江左戡乱剿贼之战，在此期间曾一度指挥江左水师，对水师非常熟悉。在圣主主政江左期间，李子雄又历任郴州、江州刺史，主掌军政，官声非常不错，被江左人所接受。
所以此刻，李子雄是安抚水师的最佳人选，而更重要的是，承担了东征大败责任的军方即将迎来一场风暴，所有参加东征的高级统帅都要受到惩罚，而如此之多的军方统帅“全军覆没”，必然激化圣主、中枢与军方之间本来就非常尖锐的矛盾，为二次东征埋下可怕的隐患。关键时刻，圣主和中枢解禁李子雄，让其复出，必会在军方造成一定程度的正面影响，这或许可以有效缓和一下双方之间的激烈矛盾，有助于二次东征的顺利进行。
既然要重新起用李子雄，既然要利用李子雄在军政两界的影响力，理所当然要最大程度地消除李子雄的怨气，而若想消除李子雄的怨气，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当然是弥补他在政治打击中所遭受的利益损失，于是圣主和中枢干脆“好人做到底”，把鲁郡太守的位置给了李子雄的长子李珉。
李珉因受李子雄的连累而罢黜，圣主和中枢把他放在鲁郡太守的位置上，不但恢复了他的仕途，升了他的官，弥补了他的损失，还迫使李子雄不得不尽快赶去东莱水师，尽快安抚水师将士，竭尽所能恢复水师战斗力，因为鲁西南的局势太糟糕了，李珉到了鲁郡就会陷入困境，如果李子雄不给他以支援，李珉刚刚戴到头上的官帽子必定摇摇欲坠，甚至连性命都岌岌可危。
十一月初四，圣主诏令，考虑到东征的需要，决定重新起用李子雄，恢复其爵位，任命其为左御卫将军，即刻赶赴东莱水师大营，在羁押于京的水师总管来护儿、副总管周法尚和长史崔君肃均未处理之前，暂领水师。
另诏令，任命李珉为鲁郡太守，即刻上任。
李子雄父子同日解禁，同日复出，同日被圣主委以重任，当即在东都引起了轰动。
然而，更轰动的则是圣主“赤裸裸”的报复。圣主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