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赜在关键时刻向杨恭仁表达了结盟合作的意愿，而杨恭仁根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哪怕他将因此陷入崔氏所挖的逼迫其“站队”的陷阱，哪怕他将因此得罪圣主和一些庞大的政治集团，甚至因此把自己的大好前途彻底葬送，他也义无反顾了，原因无他，当东都局势失控，当东都陷入各方势力的四面围攻，当国祚岌岌可危之刻，他最有可能借助到的力量就是河北人，河北人若倾力相助，山东人就会积极“跟进”，这必然能帮助他坚守东都护卫国祚。
杨恭仁以自身利益乃至整个宗室集团利益为代价，向博陵崔氏乃至整个河北集团妥协了。他必须守住东都，必须击败西京的阴谋，必须摧毁杨玄感的军事政变，否则不仅是他的未来没有了，就连圣主和整个皇族的未来都有可能丧失，如此巨大风险，杨恭仁根本不敢豪赌，不敢殊死一搏。
崔赜刚刚离开杨恭仁的府邸，右候卫将军、莘国公郑元寿就匆匆而来，他不但把杨玄感黎阳举兵叛乱的消息说了出来，还说这个消息来自博陵崔氏，其话里话外所透露出的复杂含义不禁让杨恭仁有一种颓丧之感，关键时刻荥阳郑氏竟然“无所适从”，这说明什么？说明郑氏至今没有做出选择，而没有选择代表着什么？代表荥阳郑氏有做出各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是把坚决忠诚于圣主这个选择放在了最后。这太可怕了，如果荥阳郑氏决心利用这场风暴攫利，那以荥阳郑氏所占据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足以对这场风暴产生重大影响。
杨恭仁非常不满，很不高兴，很不客气的告诉郑元寿，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而且这个消息同样来自博陵崔氏，是崔赜亲自来告诉自己的，也就是说，崔氏正在谋求合作，想方设法把那些忠诚于圣主且愿意支持越王杨侗的政治势力联合到一起，共度难关。危急时刻，崔氏的这种做法，不仅在政治上表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更成为一个忠诚于圣主的“标榜”，而这一“标榜”实际上代表着河北人在这场风暴中的态度，河北人态度明确了，必将给那些摇摆不定、冷眼旁观的山东人一个正确的选择方向。
荥阳郑氏是山东五大超级豪门之一，因为其势力范围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东都这个中土京师和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给荥阳郑氏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权力和财富，当然了，这也让它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东都的压制和关陇人的打击，但只要东都越来越繁华，大运河对中土国力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荥阳郑氏就始终受益，就能让它始终拥有与超级豪门相匹配的权力和财富。所以从荥阳郑氏的根本利益来说，它在这场风暴中首要之务是确保东都的安全，只要保全了东都的京师地位，也就保全了荥阳郑氏的未来权利。
从这一目标出发，荥阳郑氏不但要坚决忠诚于圣主，坚定不移地支持越王杨侗，更要积极主动的与其他政治势力结盟合作，而以杨恭仁为首的宗室集团、以博陵崔氏为首的河北人，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主的鲜卑人，还有以独孤氏为首的集中了汉虏两姓的武川系，都应该是其结盟合作的对象，但结果却让杨恭仁、崔赜等人大失所望，到目前为止荥阳郑氏还没有与他们结盟合作的意图，显然荥阳郑氏对当前局势的解读和对未来政局的判断与他们大不一样，换句话说，这场风暴的内幕太多了，荥阳郑氏所知道的内幕与他们所了解的讯息之间有相当大的偏差，由此导致双方的应对策略也不一样。
“局势危急，某要立即赶赴潼关，亲自镇戍潼关，确保潼关之安全。”郑元寿对杨恭仁的不满视而不见，马上说明了来意，而且语气斩钉截铁，态度非常坚决，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杨恭仁勃然大怒，但他忍住了，隐忍不发。郑元寿是留守东都的卫府两大统帅之一，手握大军，直接关系到东都存亡，此时此刻，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其反目。
但是，郑元寿这一招太过凌厉，打了杨恭仁一个措手不及，直接掉“坑”里了。
如此关键时刻，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离开东都，再加上已经离开东都的右骁卫将军李浑，留守东都的两大卫府统帅都离开这场风暴的核心之地，说明什么？说明军方对这场风暴已经有了明确的看法，确立了处置这场风暴的态度，以及军方在这场风暴中所要采取的政治立场。
从郑元寿和李浑的所作所为看得出来，军方在这场风暴中的政治立场很简单，在圣主没有诏令下达之前，卫府静观其变，绝不轻易介入其中，以免让风暴失控，当然了，如果风暴有失控之趋势，卫府也会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干涉，以确保风暴在可控范围内。
这一立场、态度和对策，完全符合卫府的利益诉求。卫府直接听命于圣主，圣主的意志就是卫府的意志，越王杨侗指挥不了卫府，东都留守府更不行，没有圣主的诏令，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利凌驾于卫府之上，不能掌控卫府之军权，更不能统领卫府之大军。
杨恭仁给“坑”了，他复出后巧妙利用危机，联合东都几位政治大佬，借助越王杨侗之名义，以雷霆之势强行夺取了卫府军权，哪料到郑元寿和李浑根本就没安好心，给他挖了一个大大的“坑”，而那几位政治大佬显然也没安好心，也不愿意看到杨恭仁复出后独揽东都军政大权，于是非常默契地配合军方，联手给杨恭仁挖了个大大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