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六，清晨，东都留守樊子盖、观国公杨恭仁和越王府长史崔赜联袂赶至瀍（chan）河入洛处的蒯乡小城，亲临前线指挥伊阙一战。
上午，武贲郎将周仲陈重兵于柏亭，一改之前的消极防御，积极做出渡河强攻之态势，有效牵制住了甘洛城一线的叛军。
右骁卫将军李浑在黑夜的掩护下，把帐下全部军队集结于显仁宫东南方向，于天亮之后开始倾尽全力向伊阙口方向攻击前进。
与此同时，打着武贲郎将费曜旗号的河南令达奚善意，也率军于天亮后出现在伊水河畔，兵锋直指鹿蹄山，而打着河南令达奚善意旗号的费曜部，则于天亮后沿着洛水一线迅速向甘洛城推进。
李风云迅速做出反应，急告各军统帅，官军意图很明确，试图切断甘洛城和伊阙口之间的联系，然后再以重兵包围甘洛城，一旦甘洛城失守，甘洛城一线的联盟军队全军覆没，伊阙口也就无力坚守了。李风云命令，马上放弃甘洛城，乘着官军还没有合围之前，火速撤回伊水，于鹿蹄山和伊阙口一线设阵阻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伊阙。
联盟军队全线后撤，战局立即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显然不利于冲在最前面的李浑。其他友军都还没有进入战场，都还没有与对手接触，李浑如果继续冲下去，必然与对手展开激战，甚至有被对手包围的危险，而他被包围之后，友军是坐山观虎斗还是积极支援？显然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李浑命令停止攻击，立即拉开与叛军的距离，确保自身之安全，同时急报位于蒯乡的前线指挥部，建议他们敦促其他各部加快推进速度，现在各军不是齐头并进，而是他一个人孤军深入了。
蒯乡接到李浑的报讯后，才知道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叛军全线后撤了，分割围歼之策尚未实施就失败了，这足以说明一件事，机密泄露了，否则叛军不可能在李浑刚刚展开反击，在周仲陈兵柏亭刚刚摆出渡河之势，在裴弘策、费曜和达奚善意尚未进入伊阙战场之际就“逃之夭夭”，不过现在不是追究机密泄露的时候，而是要针对战局的变化马上拿出新对策。
杨恭仁很郁闷，站在地图前叹了口气，“叛军正在退守伊阙口，几万叛贼一旦据险而守，短期内我们很难夺回伊阙口。”
“现在时间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崔赜看了一眼神情沉重的樊子盖，低声说道，“若黎阳兵变，反贼直杀东都，而西京那边又虎视眈眈，再加上伊阙口的贼帅韩相国，我们就不是腹背受敌，而是三面受困了。”
樊子盖面无表情，心里充满了无奈、无力和无助的颓丧情绪。
一直以来他都以为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源自政见不同，虽然争的都是权力和财富，但不会去动摇根本，去损害中土、王国和统一大业的根本利益，毕竟只有把“蛋糕”做大了，大家才能获得更多，然而这一次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或许是改革已经触及到了大多数贵族的切身利益，他们从“蛋糕”中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少，或许是连续发动的对外战争极大地损耗了国力，“蛋糕”日渐缩小，已经严重危及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于是他们“穷凶极恶”了，毫不犹豫地突破“底线”，用尽一切手段去攫取私利，为此不惜摧毁统一大业，不惜颠覆国祚。
放眼看去，眼前都是自私自利的疯狂之徒，有些甚至都已失去理智，比如黎阳的杨玄感和李子雄，他们就失去了理智，而杨恭仁、杨浩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欺上瞒下，到如今都不愿透露他们所掌握的机密，而崔赜、元文都、郑元寿、李浑等人更是阴险狡诈，一个个都是幕后推手，东都危机正是在他们的蓄意推动下迅速扩大并失控，至于西京那边就更不要提了，蓄谋已久，不但要摧毁取代他们京师地位的东都，还要摧毁改革，甚至还要摧毁圣主和国祚，他们的想法实际上很简单，当初我帮你建国，是要建一个对我有利的国，现在这个国对我不利了，我当然要摧毁它，然后重建一个。
事态已不可控，樊子盖已十万火急奏报圣主，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圣主回来需要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樊子盖必须守住东都，必须把危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后果难以想像，统一大业轰然崩溃都有可能。
然而，樊子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周围的“敌人”远远多于“朋友”和“兄弟”，昨天才拟定的剿敌计策，一夜过后就不能用了，可见内部“敌人”之多，这仗已没办法打了，更重要的是，这样下去如何坚守东都？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伊阙这一战如果还没开始就结束，对东都权威的打击太大，对樊子盖本人来说就是公开的“打脸”了，毕竟他这个东都留守可是货真价实的东都最高军政长官，至于实际掌控的权力有多大，那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在表面上，现在就连卫府都“俯首听命”，右骁卫将军李浑、武贲郎将费曜和周仲都听他的指挥，所以这一仗如果虎头蛇尾，樊子盖必定成为东都笑柄，权威一泻千里，说话再也没人听了。
樊子盖懊悔不迭。韦云起这一招太毒了，而元文都的“顺水推舟”愈发阴狠，怪不得当时杨恭仁和崔赜都闭紧了嘴巴，始终一言不发，原来他们都知道这一招不仅会消耗东都的军队，还可以置樊子盖于死地，迫使他不得不“拱手称臣”，不得不把权力交出来，老老实实的做